这些碑碣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宝库中的瑰宝。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20世纪20年代即对《姚伯多兄弟造像碑》赞赏有加,将其与《广武将军碑》、《慕容恩碑》称为“三绝”—— 药王山碑林,位于药王山北洞以东原集禖宫旧址之上。这里陈列着清末以来耀州境内搜集的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各代百余通造像碑,数量之多,价值之高,知名国内外,其中尤以《魏文朗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像碑》、《仇臣生造像碑》、《青龙魏碑》、《张僧妙法师碑》等北朝造像碑最为卓著。这些碑碣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宝库中的瑰宝。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20世纪20年代即对《姚伯多兄弟造像碑》赞赏有加,将其与《广武将军碑》、《慕容恩碑》称为“三绝”。 
雷天一倾心倾财集碑石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耀州知州褚成昌创办耀州高等小学堂(今西街小学前身,旧址即今耀州诚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耀州早期同盟会会员任师竹(1875年-1911年)被聘为首任堂长。1906年,任师竹发现耀州西塬文家堡(今铜川新区正阳路街道文家村)南门外崇庆寺旧址上的《张僧妙法师碑》可做学生书法学习的临帖,遂将其移置到高等小学堂保存,就其初衷来讲,这或许可作为药王山碑林的发端。 
  要说药王山碑林肇始,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就是雷天一。 
  雷天一,雷原籍稠桑乡小王咀村人,后移居耀县城内南街城隍庙巷。雷天一家道丰厚,少年时得以入三原旧学堂。由于读书上进,善交游,不久即得以与于右任等人相识,逐渐嗜好金石古物的收藏鉴赏。后陕西靖国军成立,雷天一便弃学入伍进入靖国军左翼第五支队杨虎城部队任职。 
  靖国军瓦解三年后的1925年,雷天一率部驻防耀县,因战事之故游历县内古庙、古墓,时常见到散落的北朝造像碑石,于是起心收藏搜集,自觉重要的命令兵士人扛车运,移至县城隍庙巷二号雷宅保存。《雷明香造像记》、《雷文伯造像铭》、《雷惠祖等造像记》、《弥姐后德等造像记》等碑,大致都是在这一时期搜索进城的。1935年至1936年,耀县城漆、沮二河迭相涨水,水退后于城东南漆河河滩上发现北朝碑石10余座,著名者有《蒙显达造像铭》等。雷天一闻讯后,即命兵士用夹窝子小心运回。除此以外,雷天一还率团丁在柳林镇河中移沙起土,发掘出北朝碑石8、9座之多,随即运归县城家中收藏。到了1936年8、9月间,雷天一私家藏石已达50余件之多。 
于右任赞《姚伯多兄弟造像碑》为“三绝”之一 
  耀县北碑在清末就逐步被人发现椎拓,拓本流布于西安及北京琉璃厂等地的古董铺子,可以说在上世纪初就声名在外了。 
  说起近代文化名人与药王山碑林,于右任、鲁迅、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便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书法大师于右任出生在和耀县比邻的三原县,青少年时期在三原求学,其书法早年由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其对北碑的研究无疑是广博而深入的。于右任先后在1920年、1926年来过耀县,都是寓居药王山多时,1920年更是除夕不寐,在药王山迎来了1921年的第一缕阳光。浏览于右任诗词即可发现,于诗中与药王山、耀县相关的诗作达10余首之多。1920年,《广武将军碑》在白水县仓颉庙复出土,于右任先生挥就《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赠李君春堂》近600言,其中有“慕容文重庾开府,道家像贵姚伯多”,并在此诗后记中把《姚伯多兄弟造像碑》与《广武将军碑》、《慕容恩碑》称为“三绝”。只是当时碑林尚未成型,一众魏碑还散布在民间或埋藏在地下,否则于老的评价自会涉及药王山碑林中另外的北碑。

 

鲁迅两次购药王山碑林北碑拓片 
  鲁迅先生也是颇喜金石收藏鉴赏,这些在《鲁迅书帐》和《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先生购买耀县北碑拓片有两次,其中最早的时间应是1918年3月。 
  鲁迅在戊午(1918)日记·三月中记载:“三日昙,星期休息。上午得二、三弟妇信,二月廿七日发。午后往留黎厂买《张僧妙碑》、姚伯多、錡双胡、苏丰国造像记各一分,共大小十一枚,券八元。”这则日记,明白无误的说明,1918年3月3日午后,鲁迅在北京琉璃厂花费8元钱购得《张僧妙碑》、姚伯多、錡双胡、苏丰国造像记(拓片)各1份,大小总共11枚。至于世所流传的1924年鲁迅购买耀县北碑拓片的事实,鲁迅先生在当年7月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十五日昙。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乙元。”其时正是鲁迅先生暑期应邀来西北大学讲学的时候,于闲暇时间访古问碑,多有所获。 
  这两个记载,首先可以印证,耀县大量北碑拓片至少在1918年就已经流传到了北京,鲁迅当年于琉璃厂购得的4份拓片原碑也全是后来耀县碑林的藏品,耀县北碑在当时全国文化界的影响可见一斑。 
林徽因曾到药王山做摩崖造像测绘 
  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耀县碑林、药王山石刻的渊源要追溯到1937年6月。当时,梁、林夫妇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邀,赴西安做小雁塔的维修计划,顺便为西安碑林工程做了设计,详细测绘了西安化觉巷及大学习巷清真寺,对玄奘塔、秦始皇陵进行了再次调查。随后,梁、林夫妇北出西安,来到药王庙,对药王山隋唐以来的摩崖造像做了测绘。而后,梁、林夫妇计划取道耀县、同官前往敦煌调查莫高窟,惜乎国民政府以防止间谍活动为借口,没有同意梁、林二人由耀县通过陕甘边区进入敦煌的要求,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遗憾。  
  梁、林夫妇当年在耀县的测绘考察虽然至今未发现详实的文字记录,但是留下了两张十分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林徽因在药王山摩崖造像西边体量最大的那座圆雕坐佛之上做测绘记录的照片。2014年10月19日,由林徽因亲属特别授权,在上海开幕的《永远的四月天——林徽因诞辰110周年纪念特展》上,这张照片赫然在列,图片说明为“1937年测绘陕西耀县药王庙时林徽因在药王山”；另一张是林徽因在耀县南城门外的罂粟地里的站姿纪念照片。两张照片中33岁的林徽因着装、发型一致,风姿绰约,必当是同时期所拍摄。这样看来,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中国营造学社骨干成员曾经测绘考察过药王山摩崖造像自是毫无疑义的了。梁、林夫妇亲近药王山碑林同样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记录,连梁思成、林徽因两人各自的年谱中只是提到调查药王庙,并未提及药王山碑林。 
  但查阅《梁思成全集》,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佐证,基本可以断定这一事实。梁思成在1949年3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所编写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之六“陕西省”中列入了11个县(市),其中就有耀县“药王山隋唐崖像”,以符号标明比较重要并且是经过中国营造学社实地调查的；又在其后的“补遗”中列入“耀县佛教造像碑”,其重要性比之药王山佛教崖像又进了一格,并且同样标示出这些造像碑是经中国营造学社实地调查过的,其后的有关说明为“a.文庙(?)内 b.佛教造像碑 c.北魏 d.碑共约六十座,为北朝雕刻重要遗例”。 
  这些文字说明,1949年前后的碑林可能已不在县政府旁边的西仓了,至于是否在文庙,梁思成等人其时并不确定,所以给地点“文庙”加了问号。参照梁思成年谱,梁、林二人是1937年6月来到耀县的,并且仅此一回；除此之外,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并未到过耀县。梁、林二人由耀县回去后,又率领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赴山西调查,“七·七事变”就在此时爆发,随后梁、林一行很快返回北京,随着中国营造学社辗转武汉、长沙、昆明,最终落脚到了四川宜宾,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国营造学社才又迁回北京,在此期间,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再未涉及过北方。回到北京后,由于创办者朱启钤先生家财散尽,中国营造学社不久于1946年就无声消失了。也就是说,中国营造学社调查耀县药王庙、耀县造像碑其实就是指梁、林夫妇1937年6月这一次。显而易见,梁、林夫妇亲近过药王山碑林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当然这一切只是合理的推断,要找到确凿的文字记录,恐怕只有到《梁思成日记》公布的那一天了。 
建国后药王山碑林的变迁 
  药王山碑林直到1939年耀县民众教育馆(后改为中山教育馆,耀县文化馆前身)成立,大抵还是在西仓碑林原址保存,民众教育馆成立后,碑林的日常管理归民众教育馆(中山教育馆)。新中国成立后,碑林依然在县文化馆保存、展出。“文革”中期的1971年,碑林的碑石被迁移到药王山吕祖庙保存,直到1989年在药王山原集禖宫废址建成新馆陈列,耀县碑林正式有了新的名称“药王山碑林”,并同摩崖造像一起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林在坎坷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相对较有规模的“安身立命”之所,这座历史艺术宝库,开始了发挥更大作用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