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思想活跃，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成果，也是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重大胜利。但在1979年春天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人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从右的立场出发，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解放思想的旗号下，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是从纠正“文革”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二是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三是提出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企图以此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务虚会外，北京的“西单墙”也贴出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这种思潮，是同正确的政治方向相背离的。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针对这种思潮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因此，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要给以痛击;对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要用巨大的努力，作坚决的斗争。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时，又重申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1982年4月3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讲话中又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原则，旗帜鲜明。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重新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决。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因为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邓小平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邓小平强调，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虽然邓小平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央也在十二大、十二届二中全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文件中一再明确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但由于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引发了1986年底的学潮。1986年底，不少城市的学生上街闹事。直接引发学潮的原因，各地各校虽有不同，其中也包括由于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来说，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地方，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软弱混乱，不少的阵地都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学生闹事的地方，还发生了少数人趁机打砸抢、侮辱妇女、破坏社会治安的严重事件;有的人在游行中公开呼喊反对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事实表明，确实有个别人在制造谣言，煽风点火，企图把青年学生推向同人民政府对抗的方向。为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问题，12月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29日，《人民日报》发表《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评论员文章。同日，《北京日报》发表《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的社论。

12月30日，邓小平就学潮问题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的处理。邓小平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1987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论。社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上半年，全党集中精力在政治战线上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人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内。邓小平强调说，学生闹事不会影响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政策。

1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撤销方励之副校长职务，任命滕藤为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批准彭佩云兼党委书记。13日，中共上海市纪委作出关于开除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协理事王若望党籍的决定。17日，中共安徽省纪委作出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23日，中共《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为党纪所不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1月16日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扩大会议决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正是为了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是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重要步骤。

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可是在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滋长、蔓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要在中国全盘西化都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必须坚决反对。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的赵紫阳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致使这场斗争未能深入开展下去。加上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最后导致了1989年春夏全国范围的政治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