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改变国民经济的混乱状况，使工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取得了比预料的要好得多的成绩。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创伤在短期内还未能消除，加上中共党内有些人仍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形势的估计盲目乐观，急于求成，搞不切实际的“新跃进”，结果使本来已经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更为加剧了。

为改变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1979年3月14日，陈云、李先念就财经工作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了意见。信中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思想理论界工作方面的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的讲话，分析了当时经济战线形势，论述了调整的必要性、重大意义和方针任务。李先念的讲话共分六个部分：①当前经济形势和调整的必要性。为什么要进行三年调整?他说，因为经过两年多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主要表现在农业与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远不能适应需要;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投资比重低于“一五”时期的水平;燃料动力工业同其它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其它工业发展的需要;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劳动就业问题十分严重，全国约有2000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反右”和“文革”中错误处理需要安置的85万人)。②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调整的主要任务。③调整比例关系的原则措施。第一，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第二，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第三，重工业中加强煤、电、油、运和建材工业;第四，按照需要和燃料动力原材料供应的可能，认真调整工业企业;第五，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第六，引进要循序渐进，前后衔接，步子不能太急;第七，要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最主要的途径是扩大出口;第八，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上，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第九，统筹兼顾，解决好劳动力安排问题;第十，切实控制人口增长;第十一，切实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第十二，各项计划要互相衔接，不留缺口。④继续搞好企业整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⑤改革经济管理体制。⑥决心要大，工作要细。

会议针对在“左”倾指导思想影响下，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即新的“八字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的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这是党的中心任务。目的在于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来经济工作的成就，纠正前两年工作中的失误，消除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造成的影响，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

为了贯彻上述指导思想，中共中央确定，这次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轨道;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

1979年5月14日，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出经过调整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农业增长速度由5～6%调为4%;工业增长速度由10～12%调为8%，其中轻工业增长达8.3%，重工业增长为7.6%;粮食由6 395亿斤调为6 250亿斤，棉花由4 834万担调为4 800万担，煤炭由6.58亿吨调为6.2亿吨，原油由1.15亿吨调为1.1亿吨，钢由3 400万吨调为3 200万吨;财政收支由1 260亿元调为1 120亿元;国家预算内投资由457亿元调为360亿元，总规模为400亿元;外汇收入由128亿美元调为145亿美元，外汇支出由176亿美元调为172亿美元。这个计划虽经调整，但基建规模和工业生产指标仍然过高。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由于当时党内思想没有完全统一，有些人对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执行不力，甚至抵制，结果使前两年的调整成效不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而且还出现了较大的财政赤字和物价上涨，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

为此，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6日陈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很少有的好形势，但是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许多商品都在涨价，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经济形势的不稳会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会上，赵紫阳代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调整国民经济问题和1981年的计划安排作了长篇讲话，对为什么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调整的要求和方案、调整和改革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说明。他说，为搞好调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即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重大调整措施上要高度集中统一，要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今后要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设，而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提高经济效果。25日，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对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强调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财政要作到收支平衡;农业生产，粮食是第一位的，但也要发展多种经营。

这次会议之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得到全面落实。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到1981年底。这一段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①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基本上趋于谐调。如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的比例1978年为27.8%，1981年上升为31.5%，轻工业1978年占31.1%，1981年则上升到35.2%，而重工业1978年占41.1%，1981年则降到33.3%。②扭转了因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经济发展在调整中开始走上稳定前进的道路，国民经济得到新的发展。③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1982年居民货币收入平均每人为254元，比1977年的177元增长52%。④经济体制的局部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在农村普遍实行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在工业企业中试行扩大自主权等。

调整的第二阶段，从1982年开始。1982年11月，赵紫阳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要求在从1981年到1985年的5年中，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他说，过去讲的调整，主要是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和积累、消费的比例等，那种意义上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效果是好的。现在讲的调整，是进一步的调整，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的进一步调整，主要是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使之合理化。1986年3月25日，赵紫阳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宣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上述要求已圆满实现。在此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实行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战略转变，标志着我们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

现在，改革正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里继续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