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许多人被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政治帽子，受到迫害，并且株连到他们的家属、亲友或同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无产阶级政策。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为全党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党校几位同志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文章强调，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中央组织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
 1978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的问题。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同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六条意见，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为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平反的文件。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全党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逐步顺利地开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这些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形成。
 其中，主要的有：
 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6年4月初，首都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抗议“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是在党的正确路线影响下出现的，其实质是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举行了针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当初，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本人都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作出了错误的结论，把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抗议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2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个决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1976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二、为彭德怀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
 中共中央于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在江西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但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这是向党进攻。7月23日，展开对彭德怀的批判和斗争，指责他写的那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8月1日，又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算起彭德怀的历史旧帐。接着，又召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及同他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了批判，作出《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7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1959年8月16日，作出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1959年9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黄克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倾斗争中，有许多人被指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早在1965年10月，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毛泽东就和他谈道，“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头了、错了，等几年再谈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6月16日，关锋、戚本禹在给陈伯达、康生、江青的一封密信中诬蔑当时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是修正主义的一面旗帜”，叫嚷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1966年12月28日，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直接操纵下，彭德怀被押送到北京，从此失去了自由，倍受迫害，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逝。
 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于1978年12月24日，为彭德怀彻底平反，并举行追悼大会。在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给彭德怀做出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不同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者，一律予以平反、改正。
 三、为陶铸同志平反
 陶铸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含冤去逝，终年61岁。
 陶铸生前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陶铸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67年1月，“四人帮”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捏造罪名诬陷陶铸同志是“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叛徒”等，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陶铸同志进行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
 1978年12月24日，在陶铸同志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时指出：陶铸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他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四、为邓小平同志平反
 邓小平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当作“走资派”打倒。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同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邓小平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叶剑英一起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任政治局委员，同时参加中央军委，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1974年12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1月，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因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1975年初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
 1975年11月，毛泽东通过指责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给他的一封信，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3月，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名批评了邓小平。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把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全国，使一度好转的政治、经济形势又急剧恶化。
 人民群众忍无可忍，从1976年3月底开始，利用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习俗，自发地集合到天安门广场，抒发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南京、杭州、郑州、太原等地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了当年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抵制了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与会同志的热情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文件。
 五、为“二月逆流”平反
 1967年2月13日和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同志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对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等也受到错误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党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
 1971年9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不再讲“二月逆流”。同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讲了要为“二月逆流”平反的话，并指出：这件事已经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
 六、为贺龙同志平反
 贺龙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几十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人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1974年9月29日，贺龙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平反的通知。1975年6月9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参加了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对贺龙作出高度评价，再次肯定了“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在贺龙逝世10周年之际，1979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余秋里写的《英雄业绩，与世长存》一文，以资纪念。
 七、为彭真同志平反
 1964年，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批判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于2月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阐述了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一些根本问题。这个提纲在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指责为是“彭真一人的汇报提纲”，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修正主义的纲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代替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书记处，撤消彭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决定恢复彭真党的组织生活，并分配工作。1983年6月起，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八、为张闻天平反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担任中共党的重要职务，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以后，张闻天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终年76岁。
 1979年8月25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了张闻天追悼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和人民的一生。党中央为张闻天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于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翻。
 九、为刘少奇平反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初期，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的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迫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十、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
 1954年7月，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当时，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予以处理，并开展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于1980年9月29日，重新审理了胡风一案，认为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一件错案，决定予以平反。胡风恢复自由后，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年6月6日，胡风因患癌症逝世。
 1986年1月15日，胡风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文化部长朱穆之致悼词，高度评价了胡风自20年代起的革命文艺活动。并指出，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当时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
 十一、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做好复查工作
 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斗争进行到1958年夏末结束。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1975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进一步考虑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这项政策当时未能实现。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年5月27日～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宣布中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立即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1978年10月10日～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当前要继续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会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随后，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余下的改正工作继续进行。
 十二、清退“文革”中抄查财物
 1966年夏，一股抄家风从北京刮起，不久，便波及全国。仅北京一地，在20天左右的时间内就有10万多户被抄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已给相当一部分被查、抄户退还了财物。北京市到1984年8月，退还户占被查、抄户的93%。
 1983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召开落实政策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文革”中查、抄财物的清退问题。1984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调查组又第2次到各地督促检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清退查、抄财物工作的进行。
 在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不仅为党和国家，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平反，而且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不仅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予以改判或平反，而且注意了建国后，“文革”前的一些历史老案和30至40年代的历史问题的复查和纠正工作;不仅推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许多党政部门的不实之词，而且落实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归国人员政策。同时还为地主、富农分子278万人摘了帽子，改正了被错划为资本家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70万人，宽大释放西藏叛乱全部服刑人员和在押的国民党军政特人员，落实了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的政策。到1985年底，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在这8年中，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万件，平反纠正了近300万人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人得到解脱。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了全国各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医治了“左”倾错误带来的创伤，进一步肃清了“左”倾路线的影响，解决了许多矛盾，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为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