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时，江青反革命集团迫不及待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采取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拘禁审查。8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获悉江青等被拘禁后，决定发动武装暴乱。

这次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汪青反革命集团长期苦心经营，早就预谋的产物。

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王洪文，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就以上海为基地，由帮派体系直接控制、建立并不断扩大其“民兵武装”。1967年8月，张春桥亲自审批了“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成立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报告，从此，建立了他们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从1973年到1976年，王洪文多次对江青集团在上海的死党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1975年9月，王洪文接见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全体成员时，在讲话中，他以“城市民兵创始人”自居，妄图控制上海民兵，建立“第二武装”，把上海民兵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他说：“上海民兵是有战斗力的，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准备内战、外战一起打”，“要准备打游击”。他要他们的死党加紧发展，先筹划组建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和1个坦克师。他指示上海民兵指挥部，要搞个编制，把武装部的人考虑进去，即使上海民兵指挥部拆了，武装部也要把全部工作抓起来。关于炮的问题，他说：他和张春桥商量过，还是要靠自己造。对于上海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某种炮，他表示十分欣赏。经江青集团筹划，1975年正式提出要建立全国民兵指挥部，不属军委各总部领导，由王洪文任总指挥。只是野心太露骨，中共中央不同意才未能得逞。

1976年6月，毛泽东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8月，投靠江青集团的林彪余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对马天水等说：驻上海附近的部队“我指挥不动”，“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即决定突击下发给“民兵”枪74 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 000多万发。

9月21日徐景贤到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以上情况后，张称“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讲：“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28日，张春桥派人送口信给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要他们“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准备真正经受“严重考验”，并以讲林彪为名，示意现在有人“要搞上海”，“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这是“四人帮”妄图武装夺权的信号，也是给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动员令。

10月8日下午3点，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徐景贤在会上通报了北京的消息，估计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在中央可能已遭拘禁。会后，王秀珍派人到北京去打听消息，并约定暗号。同时对公安、民兵作了部署，指挥班子进入指挥点。晚上，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又聚集在一起，进行策划、分工，打听北京的消息。当后来听到派去北京的人用暗语报回的消息，判断是“‘右派’政变”，于是决定，一方面封锁中央消息，制造反革命舆论;一方面动员3万1千“民兵”待命，并要在“部队方面做一点工作”。

10月9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在上海市设立各指挥点，架设了15部电台，组成了两个通讯网，昼夜不断地进行通讯联络，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命令“民兵”集结，携带各种枪炮2万7千件。接着，由另一负责人钟定栋紧急制定了取名“捍一”和“方二”两个作战方案。

12日晚，他们从各个方面得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是倒台了，于是又重新提出8日晚上的方案。当夜，这些“四人帮”余党骨干通宵密谋，策划全市停产罢工，游行示威，发布公告，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要出动“民兵”保护报社电台，封锁交通要道，港口要沉一条船把航道堵住，机场去几辆大卡车，封住跑道，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市广大人民的坚决斗争，“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被彻底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