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伙隐藏在中共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和反革命分子。主要成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江青是头子。
 江青，1915年出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在青岛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上海，进入业余剧社等剧团和电影界当演员，曾被捕脱党。抗战爆发后去延安。1939年与毛泽东结婚。建国初期，担任过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64年为三届人大代表。
 建国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处于特殊地位的江青便日益企图插手政治。“文化大革命”使江青插手政治、网罗亲信、拉帮结派有了可乘之机。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16日始先后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历史剧本。江青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从吴晗开刀。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共同设计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硬把《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由于毛泽东下决心要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要全国报纸转载。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市委认为姚文元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央未通知各地转载，又查明吴晗历史清白，因而北京的报刊十几天未予转载。11月30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并加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在江青组织策划下，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了戚本禹、关锋和林杰等人的文章，把吴晗在庐山会议前后的作品同彭德怀罢官一事生拉活扯联系起来。批判《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2月，林彪开始与江青相勾结，委托她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会议纪要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江青又制造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免职，扫除了他们篡权的一大障碍。这次会议还决定撤销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指示成立的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建立由江青提出名单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会后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8月中央决定陶铸兼顾问，陶铸不久被迫害致死)，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后遭迫害)、张春桥。8月30日，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中央文革小组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从此，江青一伙在中央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
 “文革”伊始，从北京批判工作组迅速发展成全国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1976年3月，康生写信要求对刘少奇设立专案审查，得到毛泽东批准。4月6日晚，在江青策划下，在中南海第一次揪斗了刘少奇。随后，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不顾党纪国法，严刑逼供，突击审讯，制造了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伪证。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刘少奇终于在百般陷害和折磨中，于1969年11月12日悄然逝去。
 1967年，“左”倾错误急剧发展，在江青一伙煽动和策划下，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1月6日，以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部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现场批斗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为副主任。2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一月夺权得到毛泽东支持，夺权之风刮遍全国，党政机关陷于瘫痪。
 面对严重局势，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挺身而出，于2月16日在怀仁堂围绕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三个重大原则问题，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激烈斗争。当晚，康生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议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二月逆流”罪名批判了这些老同志。从此，中央政治局完全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夺取了处理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权，成为江青一伙的主要活动阵地。
 在林彪、江青煽动和挑唆的诬陷迫害狂潮中，许多中央领导先后被迫害，贺龙、彭德怀、王稼祥、李立三等被迫害致死。他们又先后制造了“61人叛徒案”、“新疆叛徒集团案”、“广州地下党案”、“内人党案”、“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冀东冤案”等等，数百万人被迫害。在文艺界、科技界、卫生界、体育界也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受迫害，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等人被迫害致死。
 1967年7月22日、9月5日，江青在接见河南、安徽造反派代表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使全国武斗急剧升级，不少地方竟动用了坦克、大炮等重武器，造成“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1968年3月，林彪、江青又借“杨、余、傅事件”诬陷迫害了人民解放军大批干部。
 1969年4月，中央九大在全国省、市、区一级党委和基层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根本没有恢复起来的情况下召开。康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文革”头几年，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都各自图谋篡党夺权，互相勾结，狼狈为奸。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过自己的趋势，图谋提前“接班”。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林彪精心策划和部署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企图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及时识破并挫败了林彪一伙的阴谋。会后，中共党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林彪的势力开始削弱，江青的势力乘机上升。
 粉碎林彪集团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国家形势有了转机。但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流毒极为严重。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来在一些全国性会议上多次强调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意见发表了批极“左”思潮的文章，被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为“大毒草”、“修正主义”、“右倾回潮”。毛泽东也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是批“极右”，否定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左”倾错误更加蔓延滋长。
 1973年5月20日至21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为召开中共十大作准备。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中共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会议宣布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所谓务过农、做过工、当过兵，“文革”中有重要“贡献”的王洪文成为毛泽东推选和培养的接班人。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召开。大会批判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总结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验，通过了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但大会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路线，使王洪文、康生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创造了条件，江青集团势力得到加强。
 1973年5月、7月，毛泽东在与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江青一伙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江的要求，由中共中央转发了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批林批孔”运动开始。24、25两日江青擅自在北京连续召开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逼迫周恩来作检讨。江青还到处写信、送材料，大讲吕后、武则天，说“共产主义也要女皇”，派人到部队“放火烧荒”。报刊上接连刊登江青集团写作班子的文章，不批林，假批孔，批宰相，批周公，批“党内的大儒”，大搞影射史学。江青等人借机再掀批判“右倾回潮”浪潮，开展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毛泽东发现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在7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张、江、姚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使他们反周“组阁”的阴谋受挫。但毛泽东对他们基本上还是重用和信任的。
 在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王洪文又使毛泽东明显感到失望的情况下，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极为不满。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江青等人不顾毛泽东警告，趁酝酿国家人事安排之机，阴谋组阁夺权。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率先发难，就“风庆轮事件”与邓小平发生激烈争执，使会议无法继续。事后，“四人帮”经过连夜紧急策划，次日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有野心，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并明确表示仍由周恩来主持和筹备人大工作。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江青不听告诫，又指使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委员长。”毛泽东对王、唐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自己作党的主席。”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去长沙，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性强。”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委托周恩来筹备第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江青等人“组阁”阴谋破产。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开始对交通、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等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毛泽东虽对邓小平委以重任，但对他并不十分放心，又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春桥组织选编的《马克思、恩克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随后，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运动中，姚文元、张春桥先后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鼓吹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肆无忌惮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影射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反“经验主义”的报告上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5月2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江青等人，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至6月3日连续两次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江青、王洪文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四人帮”的行为有所收敛。
 毛泽东在1973年12月、1975年8月先后评论过古典小说《水浒》，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姚文元立即别有用心地向毛泽东提出“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批准开展评《水浒》运动。全国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投降派”。9月17日，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的江青在大寨说：“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江青等人的写作班子也大骂宋江，影射攻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评《水浒》运动的开展是“四人帮”开始反扑的重要标志。运动干扰了邓小平对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也为“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舆论准备。
 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特别是1975年秋与江青相勾结的毛远新当了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以后，从9月到11月初，他几次以汇报工作为名攻击邓小平，说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还竭力否定工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毛远新的几次汇报对毛泽东发生了重要影响。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不仅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后来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975年底终于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四人帮”抓住时机，在政治局里围攻邓小平。1976年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5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分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参加“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自治区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点名批判了邓小平。“四人帮”炮制了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企图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统统打倒。“四人帮”还借机大搞反革命夺权活动，大肆搜罗党羽，突击入党、提干，扩大帮派阵营，破坏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使一度好转的政治经济形势急剧恶化。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病逝。“四人帮”对人民自发的悼念活动横加阻挠，在报纸上炮制反动文章诬蔑攻击周恩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发了人民的强烈抗议。4月5日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这一运动被“四人帮”歪曲为“反革命暴乱性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被殴打逮捕，全国许多大城市爆发的类似群众运动也遭到残酷镇压。但这一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76年6月后，毛泽东病情日趋严重;7月6日，朱德委员长不幸去世。“四人帮”迫不及待要篡党夺权，在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指使他们在上海、辽宁的几个党羽公开发难，胡说“国家机关的领导权”，“不是都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8月，他们把邓力群按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和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进行批判，从8月13日至10月16日，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文章就有110余篇。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秘密串联，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江青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企图封锁、篡改毛泽东所存文件、手稿和其他材料。由于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抵制，这个阴谋未能得逞。9月11日，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要全国各地重要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汇报，妄图指挥全国。他们私摄上台用的标准像，炮制就职演说，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信号。9月19日，江青要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并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要参加会议，不准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的荒唐要求。9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要求安排江青工作，公然伸手要权。江青还四处游说，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四人帮”的追随者也大肆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上海党羽还要求各单位买鞭炮红纸，准备“庆祝”。此外，“四人帮”还准备了武的一手，即准备发动反革命叛乱夺取政权。早在8月间，王洪文在上海利用民兵搞“第二武装”，大批枪支弹药发到基层单位。9月21日，张春桥听取上海徐景贤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23日，王洪文通知王秀珍搞40万民兵，弄40万支枪，用大炮武装民兵。28日，张春桥派肖木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准备打仗”。10月初，张春桥在提纲中提出了“镇反”、“杀人”计划。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行动已迫在眉睫。
 在紧急关头，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四人帮”。10月6日，中共中央先后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耿飚奉命率人接管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宣传机关。“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他们在上海的党羽企图孤注一掷，疯狂地策划武装暴乱。中共中央一面令沪宁一带人民解放军陆海空部队严阵以待;一面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先后召集到北京开会，使群魔无首;又把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派到上海担任领导职务。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武装暴乱宣告失败。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197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反党罪行，1976年12月、1977年3月、9月，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材料之一、二、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批“四人帮”，清查反革命帮派体系的运动，运动至1978年底结束。
 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作乱最久的一个阴谋集团，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结束了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