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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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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5日前后,全国出现了以天安门广场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抗议活动。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病逝。周恩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从3月下旬到4月初,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然而,“四人帮”却压制、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规定了不准戴黑纱、白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甚至公然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攻击周恩来是“党内那个走资派”;辱骂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是“哭丧妇”,这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同时,“四人帮”却倒行逆施,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波助澜,使全国的形势日益恶化,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和忧虑,一场伟大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抗议活动终于爆发了。

群众抗议活动最先从南京开始。1976年3月29日,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走上街头,揭露和声讨“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上海《文汇报》在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的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事件。于是,群众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打倒张春桥”等标语,并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长途汽车上,也刷上了动员人民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标语口号,又自发地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这些活动却受到无理压制。

在北京,上百万人民群众从3月30日起,连续几天自发地云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帖标语、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并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四人帮”对群众的这些活动极端仇视,他们一面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病中的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种种借口,一面做好了镇压的准备。

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悼念活动问题,并提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4月2日,北京各单位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南京问题的通知,北京市委派出民兵、警察,干预、制止群众的悼念活动,这更激起了群众的不满。

4月4日,是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达200万人次,花圈达2 000多个。活动的内容明显地转为声讨“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批判“文化大革命”。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问题。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在江青等人操纵下,会议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部”,是有计划地在组织行动。华国锋在会议上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吴德说:这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布置工人民兵和警察围住纪念碑抓“反革命”,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并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病重的毛泽东圈阅了联络员毛远新写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的报告。

4月5日凌晨,撤走并销毁了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标语、诗文,并逮捕了看护花圈的群众57人。清晨,广大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见到被洗劫后的广场的惨景,愤怒地喊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群众自动派代表进入广场东南角小楼同“工人民兵指挥部”谈判,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活动的正义要求,但遭到拒绝。因此愤怒的群众烧了民兵指挥部小楼和停在楼前的一部小汽车。下午6时半,北京市长吴德发表广播讲话,要人们立即离开广场。晚上,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出动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棍棒,包围广场,将200多名因来不及躲避而被围困的群众全部逮捕。

4月6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后,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决定继续组织民兵、警察、部队,随时准备镇压。会议还建议由中共北京市委将“天安门事件”写成材料通报全国。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

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播出了这两个决议。此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拥护决议、声讨所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宣传活动和追查“政治谣言”、抓“反革命”的镇压活动。

以天安门广场事件为代表的群众抗议活动虽然遭到了镇压,但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为天安门事件做出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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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华虎,蒋辅义,李体文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第503-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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