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四人帮”加紧结帮篡权活动，为阴谋组阁夺权，制造了“风庆轮”事件，企图搞倒周恩来，实现由他们组阁执政的罪恶目的。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为了尽快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早在1964年，周恩来就提出了造船与买船同时并进的方针，并经毛泽东圈阅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1975年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只。这是自力更生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的卓有成效的措施。而“四人帮”为了达到反对周恩来，扫除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障碍的目的，在造船买船问题上大做文章，借机发难。

1974年初，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轮“风庆”号完成组装开始试航。5月4日，风庆轮正式由上海港起锚远航。江青一伙便有意借题发挥，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媚外”。6月18日，王洪文在几封来信上批示，诬蔑向国外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当时交通部派去协助“风庆”轮完成首次远航任务的干部李国堂和顾文广，在船上拒绝按照“四人帮”的意见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需要的情况下，适当进口一些船只是必要的。他们因而受到迫害，被诬为“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

9月30日，风庆轮远航归来。10月12日，《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的长篇报道，并发表评论员文章《红灯指航向，踏破万里浪——欢呼风庆号万吨轮远航归来》。《解放日报》以同样形式发表评论员文章《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从风庆轮首航远洋归来赞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他们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路线的崇洋媚外思想”，以此影射攻击周恩来。

10月13日，江青在看了《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作了批语，并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还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连连批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张春桥、姚文元诬蔑李国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张春桥还说：这个问题是路线问题。要国务院、交通部和其它经济部门抓住这个事件进行所谓“路线教育”。王洪文则批示：“先将李国堂留在上海，发动‘风庆轮’船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就这样，“四人帮”把所谓的“李、顾事件”定为“反革命的政治事件”，并扬言要“追后台”。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对“四人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的组阁阴谋受挫。于是，“四人帮”更加紧了活动，恶毒攻击周恩来。10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首先发难，利用“风庆轮”事件搞突然袭击，指责进口船只就是“崇洋媚外”，把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和国务院，攻击邓小平是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强令邓小平就“风庆轮事件”当场表态。对江青一伙的挑衅，邓小平作了坚决斗争。当晚，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决定派王洪文于第二天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王洪文诬告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说：“现在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还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组阁的阴谋，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还告诫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的“四人帮”并未死心，继续就风庆轮事件大做文章。仅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风庆轮的文章就有几十万字。“四人帮”还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其目的就是用风庆轮事件搞掉周恩来，由他们组阁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