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接着，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落实干部政策，使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邓小平也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整顿工业企业，着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左”的政策;在外交上也取得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地位的胜利，打开中美关系，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然而，周恩来关于纠“左”的正确主张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却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从1973年底开始，江青等发动了反对“右倾回潮”的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结果不仅使刚刚有了好转的形势又恶化起来，而且使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大不可能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结束这场灾难，使党的领导转上正确的轨道。这就是十大召开前的复杂历史情况。

1973年5月20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准备。会议期间着重讨论了“十大”代表产生的办法和修改党章的原则等两个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代表的条件特别强调必须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特别是所谓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锻炼，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也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老干部。关于党章修改问题，会议同意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的若干规定。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会议宣布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王洪文遂成为毛泽东推选和培养的接班人。同年7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由毛泽东审阅，批示“原则同意”。

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 249人，代表全党2 800万党员。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8月24日，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的开幕式。大会选举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的主席团，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大会主要议程是：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由周恩来宣读的政治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关于“九⽝”路线;第二，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第三，关于形势和任务。报告着重指出，“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肯定“九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强调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指出这种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告对所谓“反潮流”的精神作了充分肯定。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深刻揭露了他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要求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发展国民经济。报告的根本错误是仍然肯定“九大”的路线，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大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同政治报告一样，继续坚持了“九大”党章的错误，没有作出根本性的修改，某些方面的错误还有发展。鉴于当时的情况，“十大”党章将“九大”党章总纲部分中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和第十二条中关于“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一段话全部删去，但又增加了以下几方面的错误内容：(一)党章总纲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二)将所谓“反潮流”精神作为重要原则，写进了党章总纲;(三)在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及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中，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第一条，放在重要位置。

8月25日至27日，各代表组进行讨论，27日下午，大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8月28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接着投票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大会通过公报后闭幕。

一批久经考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挤和打击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组织上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九大”的错误。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分子进入了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等人。新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中，王洪文、康生跃居党的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从而加强了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势力，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中共的“十大”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召开的。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发生，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没有改变，也由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干扰破坏，“十大”并未因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而将“文化大革命”停下来，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反而进一步发展了“左”的错误，使江青反革命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使“文化大革命”又延长了数年之久，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更大的损失，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