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一伙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的阴谋集团。它的主要成员有：林彪、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和林立果等。林彪是这个集团的头子。
 林彪，湖北黄冈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林彪是功大于过的。他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第一军团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是十大元帅之一，有过光荣的历史和战功，也为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建国以后，林彪一直在养病。在中共处于执政党的情况下，随着他在党内、军内职务的提升，职权的扩大，个人野心也在不断滋长。早在1953年，他就参与过高岗反党的阴谋活动，暴露出他有政治野心。在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评后，野心有所收敛。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9月17日，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由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和随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错误地打击了一批敢于向党讲真话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给各种骗子以可乘之机。林彪就是从庐山会议后，逐步发展成为野心家、阴谋家，走向篡党夺权，走向反革命，直至走向灭亡的。
 庐山会议后，林彪位高权重，个人野心开始膨胀，处心积虑往上爬。1960年到1964年，林彪读了不少古今中外历史书、各朝演义，军阀混战资料和一些文史资料等;要人给他讲一个个军阀兴亡史，和互相利用矛盾勾心斗角的细节，专心研究政变经。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政变事例，从春秋、战国的宫廷政变一直讲到民国初年政局的风云变幻，煞有介事地制造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为了篡权，林彪不惜一切手段骗取毛泽东的信任，网罗队伍，排斥异己;而“文化大革命”又为林彪施展反革命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提供了客观条件。
 林彪从多方面观察、揣摩、探听毛泽东的心理、好恶、动向，来决定他的言行。1960年后，林彪陆续提出“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左”的东西，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作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为“大跃进”错误进行辩解的发言，毛泽东十分赞赏，对他更加信任。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把自己打扮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贯紧跟”的“亲密战友”、“最好学生”。林彪的影响和威望，有了明显提高。
 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在干部的配备和使用上，有明显的宗派主义倾向。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是他在红一军团、第四野战军的老部下。1959年林彪一上台，就提名任命邱会作为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以加强海军领导为名，派李作鹏任海军副司令员;1965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刚逝世，林彪便先发制人，提出让吴法宪出任空军司令。经过五、六年酝酿和准备，林彪基本上骗取了毛泽东和党内外、军内外相当多数人的信任，在一些重要部门也安插了一些他可以信赖的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吴、李、邱受到冲击，林彪出面保他们;他们出于个人野心，死心塌地为林彪充当打手，受到林彪的提携和重用，成了林彪集团的骨干。
 林彪还使用各种阴谋手段，玩弄权术，诬陷忠良，把他篡党夺权的障碍一个个清除掉。1959年林彪就借批判彭德怀之机批了一通朱德;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就整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因抵制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遭到林彪忌恨，1962年12月罗逝世。“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指使人揪斗罗荣桓夫人林月琴。1965年，林彪要把他多年思谋的篡党夺权计划付诸实施了，谁为“突破口”?当时掌握军队实权身兼6个要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的罗瑞卿，因对林彪许多错误的东西进行过抵制和斗争，使林彪十分恼火，就成了他篡党夺权首当其冲的障碍。5月，林彪指使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写了“揭发”罗瑞卿问题的材料;11月底开始，林彪一伙采取种种卑鄙、阴谋手段欺骗中央主席，欺骗党，对罗瑞卿蓄意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12月，罗瑞卿被解除在军队中的职务。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提出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会议决定停止彭、罗、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陆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年底，罗瑞卿被关押，多次被用箩筐装着拉到群众大会和军队几个大院去批斗，进行非人的折磨、摧残和人格侮辱。1967年7月31日，《解放军报》社论公开点名批判罗瑞卿。林彪整倒罗瑞卿就打开了一个缺口，进而抓罗上面的“后台”，及罗工作过的部门和下级。这样，林彪就可以上下左右搞株连，继续扫除他篡权的障碍。林彪通过整彭、罗、陆、杨，网罗了一批打手，整垮了一些中央和地方部门，夺得了部分权力，迈开了篡党夺权的第一步。
 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59岁的林彪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在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十一中全会明确宣布林彪为“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内部讲是“接班人”。
 林彪被定为“副统帅”、“接班人”后，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利用手中的权力，勾结江青、康生等人，迫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林彪一伙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污蔑周恩来，咒骂朱德是“假司令”、污蔑陈云“处处和毛主席作对”，攻击陈云、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骂贺龙是“土匪”、“大阴谋家”。在整人过程中，林彪为首的一股政治势力逐渐聚拢起来。
 上海“一月风暴”和反击“二月逆流”之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之风席卷全国。在林彪、江青煽动和挑唆的诬陷、迫害狂潮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61人叛变案”使5 000多人被审查;“内人党案”使34.6万多群众被诬陷受迫害，1.6万多人被迫害致死;“冀东冤案”使党员、干部、群众824万余人受到诬陷，2 900多人被迫害致死。
 1967年5月13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借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之机，利用北京军事院校等单位两派的矛盾，制造了一起“五·一三”武斗事件。林彪立即表态支持吴、李、邱等人，他们便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五·一三”事件使总政被搞瘫痪。7月17日军委看守小组成立，吴法宪任组长，驻京部队“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就合法地操纵在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手中了。林彪集团篡夺海军、空军和总后领导权的阴谋随之得逞。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到武汉。他们违背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不要公开露面，不要作倾向性表态的指示，四处活动，煽风点火，制造混乱，把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引起军民极大反感。20日，一些军民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武汉军民有秩序地进行游行示威。林彪、江青借机把武汉军区的主要领导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公开说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是好人，实际上等于宣布了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和组成。这样，林彪集团初步形成。
 1968年3月，林彪、江青又用阴谋手段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当时分别担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他们不愿与林彪、江青同流合污。林彪、江青诬陷余是“叛徒”，勾结杨夺权，傅“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等等。3月22日，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余、傅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3月25日，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不久，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彻底剥夺了老帅们对军队的领导权。以黄、吴、叶、李、邱为主要成员，以军委办事组为主要活动阵地的林彪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
 老帅们虽已靠边站，但林彪、江青一伙对他们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的威望仍十分惧怕，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又发动了对“二月逆流”的批判。当时谭震林因被江青诬为叛徒而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其余“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6人，被有计划地分到6个小组;林彪、江青一伙也分别到6个组去，进行分割包围“批斗”，还连带批判了谷牧、余秋里、朱德、陈云和邓子恢等。十二中全会后，黄、吴、叶、李、邱又专门设一班子，调集大量档案，编凑了《“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50条，11月19日印出并报送林彪、康生，准备在“九大”继续批判老帅们。
 1969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是在绝大多数党员还未恢复组织生活，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未建立起来的不正常的情况下勉强召开的，出席代表实际上由指定产生，共1512人。九大会上选出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除常委外，还有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明确规定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由他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林彪一伙在党政军内已控制了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时，林彪集团已经是障碍已除，大权到手，名正言顺，羽毛丰满了。他们权势极盛，加紧了篡党夺权活动。
 1969年10月18日，林彪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擅自发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实际上是林彪夺权的预演。毛泽东发现后，及时制止了这一活动。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林彪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发动了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8月23日，林彪突然发表鼓吹“天才论”观点的长篇讲话;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于8月24日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活动，要求设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会上作了有很大煽动性的发言，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很多人不明真象，纷纷要求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斗倒批臭。华北组还通过了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决议。随后，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抢先出笼，刊登了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全会一时被搅乱。林彪以为喧嚷一番“天才论”，推举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已一再表示不能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的职位则非林彪莫属。毛泽东识破林彪一伙的阴谋，8月25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责令陈伯达检讨。毛泽东、周恩来分别找林、吴、李、邱谈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挫败了林彪一伙用“和平过渡的办法”，靠起哄当国家主席的阴谋。会后，党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黄、吴、叶、李、邱被迫作了检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总结，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通过九届二中全会这场斗争，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随着批陈整风运动的进展，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削弱林彪一伙的权势，林彪集团开始走下坡路，直至破产。
 九届二中全会的较量以林彪的失败而告终。林彪认识到，他在毛泽东心中“失宠”了，开始策划武装政变。早在1969年10月，林彪就授意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还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调动空军的一切。1970年秋，林立果在林彪支持下，把由他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空司办原处长周宇驰，空司原副参谋长王飞，空司办原处长刘沛丰，空司办原副主任刘世英)发展起来的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在上海、杭州、广州建立了“分舰队”，并指使胡萍(空司副参谋长)、王维国(7341部队政委)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十多处秘密据点。“联合舰队”成了林彪抢班夺权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1971年2月12日，林彪、叶群与林立果到苏州，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计划。3月18日，林立果到上海，21日至24日，林立果接林、叶手令，纠集周宇驰、于新野(空司副处长)、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密谋，炮制了武装政变计划。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称之为《“571工程”纪要》。《纪要》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9个部分。林彪集团加快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步伐。
 同年3月31日，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南京、杭州，“四方”指三国负责人和北京江腾蛟)，确定京、沪、杭为3个点，上海由王维国为头，南京由周健平(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为头，杭州由陈励耘(7350部队政委)为头，江腾蛟是第一线指挥，由他“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林立果等给各秘密据点制定了联络暗号、密语、誓词，并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和加强车辆等特种训练，进行效忠林彪的感情训练;还在秘密据点私藏大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和党、国家的机密文件;建立了以北京为基点的秘密通讯网，在北戴河秘密建立一个直升飞机场。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南巡，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同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的党政军负责人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军区负责人多次谈话，点名批评了林彪及紧跟他的几个高级干部。这些谈话，对于粉碎林彪集团的反党活动，防止高级干部因不明真象而上当受骗，起了重要作用。
 林彪集团对毛泽东南巡极为疑虑，加紧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实施。他们的上策是：用各种手段对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这样林彪就可以“合法接班”;中策是：谋杀失败，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制造割据局面;下策是：若上、中策均失败，就逃往国外。9月5、6日，林彪、叶群得到密报，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十分紧张，决定立即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林立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指挥谋杀行动。
 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最后摊牌有所预料，所以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林彪一伙谋杀计划失败。
 林彪得知上策失败，决计南逃广州另立中央。9月12日晚，根据林彪的命令，安排了次日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又将其中的256号三叉戟专机秘密调往三海关机场供在北戴河的林家父子逃往广州使用。但晚上10时，周恩来根据北戴河8341部队转报林彪女儿林立衡的报告，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命令将该机立即调回北京并下了停飞令。林彪得知周恩来追查专机的情况后，惊恐万状，改南逃为北叛。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人乘车逃往山海关机场，256号专机强行起飞，1时55分，专机越出中国国境，进入蒙古国境。两点半左右，256号专机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因油料即将耗尽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而坠毁，乘员8男1女全部死亡。
 13日凌晨，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在北京沙河机场乘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向西北飞往乌兰巴托。周恩来下令拦截。驾驶员陈修文发现他们叛国阴谋，不顾威胁，驾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陈修文与周宇驰搏斗时，被周开枪杀害。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被活捉。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及其罪行进行了清理。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全党的高级干部通告了林彪叛逃事件。21日，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待，他们被关押。林彪集团彻底覆灭，从客观上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日常工作。同时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等人负责，彻底审查林彪集团问题。中、下旬，林彪事件逐级传达到支部书记、军队连以上干部和广大群众之中。1971年12月1日、1972年1月13日、7月2日，中共中央先后批发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三批材料。
 1971年12月开始，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对林彪集团进行了揭发批判，并对空军、海军、总后等有关单位和部分省、市、区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清查，查出一些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1972年5至6月，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在高级干部中较系统地批判了林彪及其同伙。1973年8月20日，在充分掌握事实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批准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中共十大进一步揭露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
 1980年9月20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国家公安部早在1980年4月下旬即开始对林彪、江青集团在押犯进行侦察、预审。侦察终结后移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院确认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严重，证据确凿，于11月5日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起诉。11月20日，特别法庭开庭公审两集团案中的10名主犯。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作出叛决，除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字驰6名主犯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外，依法判处林彪集团主犯陈伯达、黄永胜、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吴法宪、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上述主犯均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5年。彻底清算了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罪行，最终了结了这起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件。历史的正义判决，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标志着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已进一步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