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出现在60年代后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作为安排知识青年劳动就业措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变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演变成为一场运动。

1966年，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以及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走上社会，开始了全国性大串连。1967年，中央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但是，由于招生考试制度被废除，大学停止招生，积压在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到1968年已达1 000多万人，而国民经济又全面衰退，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无法招收新工人。这样，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实际上已成为剩余劳动力，成为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这个问题急需解决，但一时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

从1968年7、8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要求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认为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随即在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初、高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和分配工作的以外，纷纷去农村、边疆落户。有的地区因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有的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上山下乡。到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达1 623万人。

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到后期，知识青年参加各种农场劳动的比例增大。插队知识青年采取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分散劳动的“三集中一分散”方式，一般情况不如建设兵团好。因为建设兵团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属于集体生活，有固定工资、公费医疗、探亲假等优越条件;而插队知识青年则由城市生活改变为农民生活，大批知识青年下乡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着困难，问题反映到中央。1973年，福建省蒲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其子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毛泽东给予回信，寄去300元钱，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应当统筹解决”。为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于同年6、7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5条统筹解决的办法，主要是：(1)加强领导，县以上党委成立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派干部带。(2)规定病残的、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华籍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上山下乡。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实行子女顶替，或在本单位的职工子女中招工。(3)从1973年起，提高上山下乡经费开支标准，全国平均每人补助将近500元，到高寒地区的另发40元冬装费，到边远地区的补助两次探亲路费。以前插队的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补助100元，没有建房的补助200元。(4)知识青年插队头一年或当年秋粮分配前，仍吃商品粮;参加集体分配后，吃粮水平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当地口粮过低的国家给予补助。要给插队青年同社员同等数量、质量的自留地(自留畜)。(5)适当安排上山下乡青年的学习。并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等文件，部分地解决了上山下乡工作中所存在的实际困难。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社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我国每年有这么多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生动地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然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不存在两种思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

会议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一些主要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广大知识青年的热情不如开始时那样高涨，并且出现了“回城风”，争相以升学、参军等各种手段离开农村，1976年掀起了回城高潮。同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会给予解决。虽然政策在不断调整，问题在逐步解决，但由于没有根本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群众性运动，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1977年12月，在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改变了自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来就一直认定的上山下乡是知识青年就业的唯一途径的看法，提出了知识青年就业4个面向的原则，即面向学校、农村、边疆和城镇招工，这是向根本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虽然仍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但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会议一方面要求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另方面又明确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条件的城市可以不搞上山下乡，这就间接否定了大搞群众性上山下乡运动的做法。会议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就下乡对象、范围、招工指标、工龄等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认识和规定，比以前又进了一步，它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根本调整，为最终结束这场运动打下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在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的情况下，试图主要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做法是不成功的。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后，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即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着重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在这一就业路子指导下，从1979年至1981年，全国安排就业人员2 600余万人，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难的矛盾基本得到缓解。全国范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终结束，对一些遗留问题也进行了解决。当时仍在农村、边疆的知识青年，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或在当地得到妥善安置，已经同当地农民结婚的知识青年基本上得到照顾。以后，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国家又决定自1962年以后下乡的1 500万知识青年，在农村期间一律计算工龄，曾一度轰轰烈烈、历时10余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沉寂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了一个历史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