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展“革命大批判”。“斗、批、改”中是以“大批判”开道的。大批判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所谓黑《修养》(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的。这种大批判，后来扩展到了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甚至每个人的世界观。

(二)清理阶级队伍。在“九大”以前，清理阶级队伍便开展起来了。“九大”以后，又结合“清队”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错整了一大批人。

(三)整党建党。“九大”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逐步恢复了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和党的组织生活。这次整党建党，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即把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的党员当成“废料”清除出党，而把那些“造反派”，打砸抢分子当作新鲜血液吸收入党。结果，造成了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四)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在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名义下，大批党政干部被下放到山区、农村、基层和各种“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种做法并没有能够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反而在许多部门和单位成为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反对科学研究，不准钻研业务和技术的手段，产生了消极的、带有破坏性的后果。

(五)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1968年7月，“工宣队”进驻学校，实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以后这一作法被扩及到各个上层建筑领域(在农村则派贫宣队进驻学校)。“工宣队”的进驻，对于制止一些学校和单位的武斗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消极作用很明显，形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的局面，影响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六)教育改革。“九大”前后，各地根据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进行了广泛的动员，把1000多万名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送往全国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上山下乡运动被看作是教育革命、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措施。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高等学校招生复课，进行所谓“教育革命”。高等学校招生废除了原来行之有效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制度，改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规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样的改革完全违背了教育科学规律，造成学校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严重后果。特别是1971年由张春桥起草，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中的大多数和17年中培养的学生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严重违反事实，长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严重阻碍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总之，“斗、批、改”否定了建国后17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给各方面的工作造成了混乱和损失。但在这期间也解放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1971年秋，因林彪事件的发生，“斗、批、改”运动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