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898—1969)，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湖南宁乡人。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9月参与组织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后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主任、主任。1925年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广州和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6月为中共中央驻顺辽省委特派员。1929年7月，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1930年夏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局委员。会后留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工人运动，动员、组织工人群众支援反“围剿”斗争和参加红军。1934年春，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同年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第五军团党中央代表和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上，他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任中央代表，前往天津指导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和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1939年8月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它与后来撰写的《论党内斗争》和《论党》等一系列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建设理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与陈毅等迅速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1942年底回到延安，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参加了七大的筹备工作和领导整风运动。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根据党中央的决策，提出和执行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随后，组织华中主力部队迅速北调，控制北上道路，以应付蒋介石随时可能发动的全国性内战。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同年7月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外交等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60年代初期，为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自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外事活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旷古未有的冤案而于1969年不幸去世。

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正义抗争和悲惨结局，即“刘少奇冤案”，是十年动乱中最为世人瞩目的事件之一。

1964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以陆定一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对当时开展学术批判的过火倾向加以节制。2月5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这个提纲在彭真等专程去武汉向毛泽东报告之后，在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下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接着，从1966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刘少奇就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这期间，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情，他一点也不知道。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等人谈话时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阎王殿”，并严厉批评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毛泽东还提出各地应多出一些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毛泽东的谈话，不但是针对彭真、陆定一的，同时表明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清算中央内部的“修正主义”的“革命”。

接着，由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就在毛泽东主持下，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等到刘少奇出访归来，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已被打倒，《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中宣部、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陆定一以及邓拓、吴晗等一大批人被“彻底批判”，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极“左”倾向迅速泛滥，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则心怀叵测，唯恐天下不乱。全国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4月下旬，刘少奇回到北京，由于毛泽东仍在外地，按惯例，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这使他不得不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但直到这时，他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在《五一六通知》中，有一些重要的段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象这样的话，刘少奇显然并不理解其真实含意。

6月1日，毛主席直接下令公布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短短几天，在中央文革的推动下，造反浪潮在全国迅速蔓延，难以驾驭。缺乏思想准备的刘少奇对这一切都是不理解的。

但是作为受毛泽东委托领导运动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必须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处理运动中的问题。作为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他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集体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于是在他的主持下，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各大专院校。

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到下级进行工作，这是党过去经常采用的一种工作方法。而且5月30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6月3日，毛泽东同意北京新市委向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接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也效法北京派出工作组。

对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和混乱现象，在刘少奇看来，理所当然地要加以制止、约束和引导。他主张运动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并主张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然而，他不知道这与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再加上居心险恶的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捣鬼，使刘少奇根本无法行使职权，且动辄得咎。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向毛泽东谎报情况，给工作组加上种种罪名。7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从而否定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随后，毛泽东又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尽管刘少奇仍不理解为什么派工作组就不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放弃自己的意见，服从毛泽东的决定。刘少奇当然知道，这样一来，势必会牵连到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工作组成员。因此，任凭问题一再升级，刘少奇对指责他工作中犯有的错误的“批判”都表示接受，多次表示要一个人把这些错误的责任都承担起来。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干部，使其他同志尽量得到解脱。

在公开的场合，他一再说明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尽量为工作组成员开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于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以后，派工作组的问题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了。

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对刘少奇的攻击不断加码升级。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被指控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以后，又接二连三地升格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懂得，要想彻底打倒刘少奇，光凭“错误路线”、“走资派”之类是不行的。

1967年8月8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难以数计的信函中的最后一封。这以后不久，刘少奇就被关押，完全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

1966年“中央文革”决定成立“王光美专案组”，在审查王光美的名义下，秘密搜集刘少奇的材料。第二年，又正式成立了“刘少奇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领导下，采取刑讯逼供、弄虚作假等恶劣手段炮制伪证。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当时中央领导工作和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全会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罪名，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错误决议。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错案。因此案而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判刑的案件就达2万6千多件，2万8千多人。刘少奇本人也于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被迫害含冤逝世。

作为一个具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的共产党人，刘少奇相信历史最终一定会公正地评价自己。所以，就在他处境最艰险的时刻，1967年7月18日，他对夫人王光美说了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决议郑重宣告：“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了刘少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誉。因此案而被错定为反革命判刑的也全部平反。同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当天全国下半旗志哀，首都各方面人士1万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至此，“刘少奇冤案”始告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