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30年代国民党的造谣材料陷害周恩来的阴谋事件。

伍豪，是周恩来在《觉悟社》的代号“5号”的谐音，解放前周恩来曾用作笔名。

1932年2月间，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阴谋逮捕周恩来而不得逞的国民党中统特务黄凯(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了一个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以及国内其它地方的一些报纸上刊登，企图达到诬蔑周恩来，瓦解中共在白区的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一阴谋当时即被识破。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曾采取了多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伪造启事，如散发传单、在《实报》、《申报》上刊登启事公开辟谣，同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事实真相，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制造的一例”，是“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污蔑伍豪同志，污蔑中国共产党”。

1932年2月，毛泽东曾签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243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由此可见，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炮制出来，用以造谣和诬蔑我们党和周恩来同志的。这是历史上早已澄清的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一伙却一再妄图用这一伪造启事来诬陷攻击周恩来同志。

1967年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5月12日，将载有这一伪造启事的报纸的抄件送与江青。5月17日，江青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5月18日，江青又居心叵测地把有关报纸送给周恩来，并据此在社会上掀起反周风浪。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地、断然地予以反驳。5月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纯属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此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恩来查阅了上海各旧报，当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向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2月22日，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又反映此事。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再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但是，康生、江青仍对此事纠缠不休。为此，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陈云作了发言，他说：“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当天，周恩来也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并宣布根据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见，要把报告的录音，录音记录稿和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保存一份。但是，“四人帮”采取拖延的手法，搁置此事。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重，在入手术室前，他要来了1972年6月23日报告的录音记录，用已经颤抖的手，亲笔在上面签了名，并注明了报告的日期，同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即“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周恩来为了保护党的声誉和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为澄清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作了多次努力。经过他的努力，加上毛泽东的说明和陈云等的证明，事情已经完全清楚，江青、康生一伙企图利用伪造启事，陷害周恩来的阴谋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