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支左、支农、支工和军管、军训五项工作，简称为“三支两军”。“支左”是指“文革”前期，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一部分人。“支农”、“支工”是派部队去支援工农业生产，其主要使命是去地方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有关规定。“军管”是派部队对一些地区、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是派部队对大、中专院校师生进行训练。

“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与反革命的干扰破坏交织在一起，使国家和人民群众陷入严重灾难的形势下开始的。

1967年初，毛泽东支持并推广上海的“一月夺权”作法，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所谓“夺权阶段”。造反派争相夺权之风，刮遍全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方针，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疯狂破坏，使全国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混乱中。地方党政组织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同时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全国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各地驻军奉命担负起了特殊历史时期赋予的特殊任务。

(一)支左。人民解放军最先开始是“支左”。1967年1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左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决定》就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作了五条规定。从此人民解放军奉命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促进了夺权斗争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支左”开始的头两个月，部队对怎样“支左”并不明确，任务也不固定，工作不正规，人员也不进点。在“三支两军”的任务正式下达后，“支左”才正式并入“三支两军”的头一项工作，部队有了“支左办公室”，并派出了“支左宣传队”。正式的“支左”是从支派开始的，搞的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因为当时中共中央就是以“两个司令部”划线的，中共中央强调的是群众组织分两派，必有一“革”，一“保”。所以，下边也自然以“革”与“保”分派，群众组织争相论证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保守派”和“保皇派”。而“支左”人员则处于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无法当好这个“判官”。因为政策上只允许支一派、压一派，若是两派都支持，又成了“和稀泥”，旗帜不鲜明。所以头八个月的“支左”制造了许多矛盾，挑起了派争和派仗，消极后果十分明显。

“支左”实践活动的后一阶段，是从1967年9月开始的。“支左”由前一阶段的支派转为各派都支持，力主中止派争，消除派性，搞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一转化，等于是走向“支群”。部队的同志是在检讨以前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中，求得受压一方的谅解，让双方联合起来，按“最高指示”行事，尽早成立大联委和革委会。在后一段的一年多里，凡是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和部门，解放军宣传队就撤出，“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在那里就结束了。所以，事实上，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支左”的工作以及除“军管”以外的“三支两军”工作已基本结束，继续在地方发挥影响的只是三结合的军方代表，已是少数同志了。

(二)“支农”、“支工”。1967年3月，中央军委作出“三支两军”决定后，支工、支农宣传队开赴工厂和农村，要求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坚持8小时工作制和工余时间闹革命，同外流、旷工、停产、擅离职守、敷衍了事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坚决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谁不坚持生产，就要受到破坏和违背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指示的强大舆论的压力，甚至会被说成是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工农群众坚持了生产，工业生产损失减少了，并获得了农业生产的连续增收。在支工、支农的实践中，广大指战员同工农群众共同奋斗，为把生产搞上去，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支工、支农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如：“支农”中，有些地区的部队同志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强调“农业学大寨”，推行了某些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经验和做法，如修大寨田，评“公”字分，学习小靳庄等，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农民的担心和反感，有的则劳民伤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支工”中，由于军队同志大多数不懂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难免发生生产管理上的失误，影响、束缚了地方同志的积极性;还有个别担任了领导工作的宣传队负责人和军代表滥用职权，搞不正之风，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很坏，有损于人民解放军的威信。

(三)军管。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规定“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军队由此开始执行军管任务。“军管”主要是针对边疆海防要害地区的电台、电站、电厂、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部门和邮电、民航、海运、铁路、重要科研等大系统以及公检法专政机关的。总之，对于凡是可能发生意外和正乱得不可收拾的地方、部门、单位、系统，都以军事管制来控制和管理。“军管”在整个“三支两军”中是直接到地方单位掌权主事的，“军管会”实际上是所管单位进行“文革”和正常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它所持续的时间也最长。所以“军管”的成绩和缺点都相对多一些。如：它保证了受军管各单位的正常工作，同时又理所当然地为“文革”一整套错误的方针和政策服务;与“军管”工作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单纯性军事保护工作，如对机要部门，重要建筑和设施、重要科研机构等等的军事保卫是很必要的、有益的，基本上不存在什么消极后果。

(四)“军训”。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关于对大中专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随后，军队即执行军训任务。“军训”工作，主要是搞军事技术基础训练，派往学校的指战员被称为“军训队”或“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训工作在1967年的混乱情况下，在动员、教育、组织广大师生返校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等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也减少了一些不应有的动乱和损失。同时，组织学生们进行一些队列、投弹、射击、野营拉练的军事训练，也增强了广大青少年的军事素质和军事纪律观念。军训工作后来逐渐发生了一些偏差，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由于“军训队”的人员不仅缺乏教学管理经验，而且文化素质也较低，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办了一些蠢事，发生了一些失误，如，在领导“斗、批、改”和“清队”工作中，犯有一定程度的混淆是非、混淆敌我、混淆科学与谬误界限的失误。

先后参加“三支两军”的有280多万名指战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缓和紧张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这些成绩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和战士缺乏思想准备和地方工作经验，加上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和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出现了许多错误，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此后，在各地、各单位的三支两军的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军队和地方都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努力，妥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拥军爱民、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出现了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