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9日凌晨，几位三十年代文艺界知名人士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己的家同时被抄。抄家者扮着“红卫兵”模样，悄然而来(当时红卫兵抄家都是公开地大吵大嚷)，倏然而去，行动诡秘。时隔14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吴法宪、江腾蛟的审讯，才使这次抄家之谜揭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红卫兵都在造反抄家。江青深恐自己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隐秘暴露，决定抢在红卫兵之前找回她早年散在上海一些文艺界人士家里的秘件。1966年6月，江青托张春桥找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说：“江青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马上答应，并且包了一包送交张春桥，还附信给江青说：“请你处理吧!”张春桥将索要到的东西立即交给江青烧毁，但郑交出的东西中没有江青最需要找到的那封信。以后张春桥又接连找郑谈话，以致郑精神受到刺激而“神态紧张，精神恍惚”。江青为了搞到这封信，便伙同叶群策划了这次“突然袭击”。

1966年10月初，在上海的江腾蛟接到吴法宪亲自打来的电话，要他马上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且嘱咐他去北京的行动要保密。江腾蛟立即飞到北京向吴法宪报到，接着又去见叶群。叶群告诉他：江青说她“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的郑君里、顾而己他们手里了，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叶群与江腾蛟商定，要组织些人扮作红卫兵的模样，到郑、赵、童等人家中搜查。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文字材料”都拿来。叶群特别叮咛：“要绝对保密”。叶群、江腾蛟还给郑君里等人编了代号，规定抄家时用代号，抄来的材料也用代号标记，以免泄露机密。

江腾蛟返回上海后，立即将空军某部文化部长张彪叫到自己办公室，命令他先去把赵丹等七人的家庭住址一一查清楚，晚上再到江腾蛟家里来一趟。当晚，江腾蛟向张彪交底说：“现在要办一件大事，上面有人有些物品散失在这些人家里，扩散出去影响不好，要组织点人把这些人家查抄一下。”但是，周信芳的家已被红卫兵抄过多次了，现在还有红卫兵把守着;于伶久病在家，就住在空军招待所对面，去抄他的家，他们怕露出“马脚”暴露秘密。江腾蛟专门电话请示了北京，决定不抄这两家。江腾蛟和张彪议定，选派上海空军警卫排的战士化装成红卫兵的模样，再挑选一些空军干部子女组成抄家队伍。第二天，张彪带着江腾蛟亲自挑选出的几路抄家领头人挨家去看了地形、门牌、进出口等等。他们中间有人问抄什么资料，江腾蛟答：“这个不用问，问也不会讲。反正不是我江腾蛟找的，上面交待的，你们也不用再问。”为这次抄家，他们还筹备了卡车、红卫兵袖章、大口罩，决定给带头人发手枪等。还规定了抄家“五条”军纪：一、只要书信、笔记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它一概不抄;二、有人问就答是“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三、带队负责人暗藏手枪，但不准随便开枪;四、军用卡车牌照号码换下来或用纸糊起来;五、对警卫排的战士和孩子们说：“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失落到这些人家里”，要抄回来;天亮前四时一定全部撤回新华一村。

夜渐渐深了，江腾蛟亲自坐镇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电话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报告情况;一部电话与各路抄家队伍联系，以便遇到新情况及时报告他。午夜一过，抄家人分乘5辆卡车，戴着口罩和红卫兵袖章，直驶各家住处。抄家时，完全是按江腾蛟事先规定的“五点”行动。这里仅举两处抄家情景。一是1966年上海市委印发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第99期载的有关当时抄郑君里家的情况：“9日凌晨1时许，约有十名挂‘红卫兵’袖章的人，年龄都在25至30岁左右。他们进入武康大楼后，就锁上了大门，管住了电梯司机，控制了电话。其余人就上楼，进入郑君里家……他们搜查非常仔细，不仅房间各个角落都搜遍，而且搜了郑君里的全身衣服和鞋子，搜的动作也很熟练，他们临走时不准郑把被抄的情况讲出去，并进行恐吓。”又如，在赵丹家，有13个人闯入，先是搜身，接着就翻箱倒柜，搜索家中每个角落，以至每本书页。拿走所有手稿、笔记、日记本、书信、相册、照片、底片，解放前的旧电影画报……总之，一切有字迹之物，片纸无存。”

他们将抄来的材料按编号装了几麻袋，全部运到巨鹿路空军招待所的楼下。经江腾蛟和刘世英等人翻查、整理，从中挑选出“非常重要”的一包，亲自送交叶群手中。叶群又将“材料”当即送空军保密室严密封锁起来。第二天，叶群打电话夸奖江腾蛟，说他这次行动干得好，“上面很满意”。

1967年1月初的一天，在叶群的具体布置下，由空军司令部原党委办公室科长卫球将材料送到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手中，实际上又回到了叶群手里。在叶群家中，叶群命令赵根生去后院捅开小伙房的火炉。叶群和谢富治让江青亲眼看着他俩把抄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一份份地扔进火炉烧毁。

“文革”中，江青和叶群有句私房话：趁着混乱，你帮我搞掉仇人，你有仇人我替你抓!上海秘密抄家，就是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行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