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指北京大学发生的一些人乱揪斗学校干部和教师的事件。

1966年6月1日，被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使“文革”烈火愈烧愈旺。同一天，新华社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指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贴出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诬陷、攻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等传达上级组织提出的“加强领导”等指示是“压制革命”，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并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以头版头条刊登了由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一《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文章诬蔑北大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这些“黑帮、黑组织、黑纪律”。6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说“北京大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和社论的公开发表，立即引起全国特别是北大的强烈震动，北大党委成了冲击的第一个目标。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北京市委决定：一、派工作组到北大进行领导;二、撤销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对北大党委进行改组;三、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当时，北大除哲学系外，各系党团组织也都被迫停止活动，整个学校陷于混乱，六天里校内贴了几万张大字报，诬陷丑化干部和教师。校外来看大字报的每天达10万人左右。6月4日和6月6日，陈伯达和康生先后来北大看大字报，继续进行煽动，康生说：“不管他彭真也好，陆定一也好，陆平也好，一切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都不怕，要和他们斗争到底。”在康生的蛊惑下，校内到处揪斗干部教师，出现了戴高帽子、往身上贴大字报、打骂、揪头发等违法乱纪现象。

工作组进驻北大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北大的混乱局势略有好转。但工作组与造反派有不少矛盾和分歧，加之康生、江青等人的蛊惑挑唆，气氛很不平静。

6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这一社论，更加助长了当时北大造反派本已过左的情绪。18日上午，北大造反派纠集一些人，乘工作组集中开会之机，突然大规模揪斗陆平等校系领导、一般干部、专家、教授等60余人。他们将这些人抓来后，押往学校38楼，在那里设立“斗鬼台”、“斩妖台”，给被揪来的干部等扣上高帽子、抹黑鬼脸、往身上糊大字报，还对其中一些揪头发、撕衣裳、罚跪、罚站，拳打脚踢，甚至侮辱妇女。某系一位教授，当时已是61岁的老太太，也被抓来跪在那里批斗，并受尽凌辱。不久，即悲愤离开人世。此事搞得学校秩序大乱，人心惶惶。

工作组闻讯后，组长张承先立即赶到现场，为平息事态，张先命令参加批斗的学生释放被揪斗的干部和教师，然后回到教室，就此事进行讨论。当晚，工作组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会上，张承先作了广播讲话，他强调“六·一八事件”是“阶级敌人的报复”，要求以后批斗人必须经过工作组批准。同时，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指出随意揪斗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会上还揭露了当时抓到的几个坏人。之后，工作组将事情及处理情况写成了《北大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九号，向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汇报。6月20日，刘少奇同志在《简报》上写了批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6月22日，中共中央把这个《简报》发到全国。这个文件的下发，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

但是，派工作组及工作组对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处理，违反了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加之康生、江青等在毛泽东面前挑唆，结果，北大“六·一八”乱揪斗的反动事件反而成了“革命事件”，工作组的正确措施被说成“压制革命”而被“驱逐”。

北大造反派的“六·一八”乱揪乱斗干部、教师的作法，开了“文革”乱揪、乱斗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恶劣先例。实践证明，当时工作组的处理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