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由大、中学生自发建立的一种组织，意即“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从1966年5月开始，全国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这已经开展起来的大批判和动荡形势的影响下，一批青年人以他们特有的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踊跃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并用他们早已接受了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他们自发集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毛泽东“五·七指示”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一段话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应。《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也使学生受到了鼓舞。于是，在干部子弟比较多而消息灵通的学校中，首先产生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66年5月29日晚上，清华大学附中十几个学生到圆明园旧址集会，决定象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根据与会多数人的意见，将组织定名为“红卫兵”，宣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6月1日毛泽东批准广播聂元梓等的大字报，第二天清华附中公开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百余人签名的大字报，这是最早正式公布的红卫兵组织。6、7月间，北京其它学校也建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

1966年6月24日，7月4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先后贴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越乱越好”，要“大反特反，反到底”。但是，大字报贴出后，没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就连当时派到学校去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也对他们反应冷淡。这些造反者思想上感到有压力，他们一批批涌向“中央文革接待站”，控诉在学校和当地“受压”，他们决心向毛泽东求援。同年7月28日，在海淀区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将“两论”(大字报)交给了江青，请她转呈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给他们写了回信。信中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几次提到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还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样给予热烈的支持”。在信中，毛泽东也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实行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这一天，正值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复信作为重要文件印发。

毛泽东的复信，使红卫兵们欣喜若狂。这样，红卫兵组织从受压制，不被承认的秘密小组转为得到领袖支持的“光荣组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十六条》以后，许多高级干部仍然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因此，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认为要靠“勇敢的闯将”——红卫兵去打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局面，让这些学生走出校门，冲向社会，这是冲破当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普遍对“文化大革命”抵触的好办法。于是当毛泽东得知天津大学部分学生徒步赴京“告状”时，立即指示派车把学生从杨村车站接到北京，表示对这一行动的支持。红卫兵运动从此在全国展开。

从1966年8月到12月，这是红卫兵运动的发动时期。“红卫兵”得到毛泽东主席热烈的支持以后，他们把对毛的崇拜推到了狂热的程度。除受反动血统论的影响、被排斥在外的部分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以外，原来表现“保守”或“中立”的大中学生，纷纷争当红卫兵。他们根据观点自由组合，成立了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亲自接见了红卫兵代表，还接受和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邀请万余名红卫兵上观礼台。这次接见，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全国各地师生被报纸上、广播里宣传的北京形势所鼓舞，被毛的接见所吸引，开始公开地，不顾校方劝阻而络绎不绝地前来北京参观学习，大串连的规模急剧扩大。当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从6日起，组织外地高校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文革运动，以便“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并规定，来京参观师生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这样，大串连既有合法名义又有经济保证，因而迅速在全国出现高潮，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在天安门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共1 300多万人，全国停学、停产串连的人数，以千万计。

伴随串连的还有红卫兵的大破“四旧”活动。

在8月18日的大会上，刚刚被擢升为中央第二号人物的林彪首次以副统帅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煽动红卫兵打倒一切。他说：“我们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会后，北京红卫兵立即被林彪的讲话煽动起来，掀起了“破四旧”的“十二级台风”，京城内外的街道住宅、路标字号、宗教场所、工艺古玩、文物图书，一夜之间在红卫兵的眼中都变成“四旧”，他们任意四处查抄，疯狂涂抹，打砸毁坏，首都的学者权威、社会名流、民主党派、党政领导在红卫兵眼中都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帮。这些红卫兵以天兵天将自居，目无国法，侵犯人权，侮辱人格，搅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破“四旧”的暴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恨不解。但林彪、江青一伙却意满志得，不断火上浇油。8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大字标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同日，发表两篇社论，题为《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从这天起，“破四旧”的“台风”冲出京城。当天，上海、天津闻风而动。随着大串连、“破四旧”和“炮打司令部”的邪火烧遍全国。有些极端的红卫兵，放火焚烧所谓“四旧”之物，动手毒打甚至打死他们眼中的“反动人物”。

9月15日，在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大会上，林彪表示了对红卫兵“破四旧”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他讲话说：“红卫兵战友们：……你们的整个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战果。那些走资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这一鼓动，使红卫兵运动更加走上邪路。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66年9月底，北京市就有33 600户被抄家。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在全市抄家84222户，其中，教师、高级知识分子1 231户。

从1966年底到1968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恶性发展期。在长达20个月的时间内，红卫兵运动卷入了全国性全面夺权的斗争。在林彪、江青一伙直接间接操纵下，参与了许多迫害活动。同时，红卫兵运动内部明显分化和分裂，陷入自相残杀的派性斗争和全面内战。

从1968年9月到1970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终结期。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委会”成立，至此，全国范围面上的夺权斗争宣告结束，“文革”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学校的斗、批、改，由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进驻，加强引导和控制。红卫兵组织失去了它的实用性。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学龄届满的大、中学毕业生被分批分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了红卫兵运动的尾声。

在十年动乱中，红卫兵组织完全脱离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一开始就接受“中央文革”的直接和间接的操纵和利用，他们的一系列行动：“造走资派的反”、“破四旧”、大串连、批判“资反路线”、参与夺权、打派仗、搞武斗等，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破“四旧”中，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损失无法弥补。

红卫兵运动的政治方向是错误的。但参加红卫兵的多数青年人是真诚地满怀革命激情地追随领袖和党中央而走上“革命造反”之路的。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幼稚、无知，经过实践的教育，广大红卫兵逐渐由狂热而怀疑，而观察，最后觉醒。因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活动而被推上历史审判台的只是极少数。但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红卫兵运动从发动到结束，都是错误的，都是脱离中共领导，脱离人民，脱离中国实际的，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