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由江青策划，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在全国响应的并不多，倒是反对的不少。特别是中央所在的北京地区，对批判吴晗的所谓政治问题一直持保留态度，这使江青等人十分恼火，不得不另辟战场，以配合姚文的进攻。

1965年，江青就去找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想在部队开文艺座谈会。但她既不在中央军委工作，又没有受军委委托，被罗瑞卿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到1965年底，林彪用突然袭击手段，搞掉了罗瑞卿，江青又转而去找林彪。1966年1月21日，江青专程从上海到苏州林彪处，说是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深感自己需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他们便以“文艺革命”为幌子进行政治交易。第二天，林彪就指令总政治部派人到上海参加座谈会。并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2月2日，江青就在上海，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同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召开了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按江青的设计“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在近20天中，他们共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30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在这个会上，江青系统地抛出了她蓄谋已久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会后，由部队同志陈亚丁整理了一份纪要。江青看了不满意，她找当时既不在军队、又没有参加座谈会的陈伯达、张春桥重新整理、修改，定稿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对整个文艺界的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估计，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抛出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说什么：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文艺界在建国以来都“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说，军队文艺思想工作也不例外，十几年来，文艺作品中“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纪要》还提出要创立样板戏，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任务。

这个《纪要》，是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毛泽东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三次对《纪要》作了修改和重要的补充。他在3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了实权，搞修正主义”。提出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彻底批判。3月19日，经毛泽东同意，江青将《纪要》送给林彪。林彪在《纪要》上批道：“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作过许多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不久，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将这个《纪要》报送中共中央审批。因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修改和同意的，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到全党。此后，林彪和江青即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打击迫害革命同志的合法理论根据。军队和地方的不少单位，在贯彻《纪要》中错误地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从而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纪要》的发表，实际上否定了《二月提纲》，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1979年3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5月30日，中央同意总政治部的请示，决定撤销这个《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而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