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一些文艺作品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和斗争。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十中全会以后，文艺界根据会议精神，开始以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观点检查文艺工作。1963年5月，《文汇报》发表了江青、柯庆施等人组织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文章说，《李慧娘》这部鬼戏所宣传的要复仇，就是要向共产党复仇，将此戏打成“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说：“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员外丫环”，“推陈出新，出什么? 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11月，又批评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研究了文艺战线上的基本问题。会议虽然肯定了文艺工作的成绩，但错误地批判了《李慧娘》、《谢瑶环》等剧作，牵强附会地把这些剧说成是影射和攻击党的。4月，中宣部组织文联和所属各协会干部进行整风，检查文艺工作中的问题。6月，中宣部文艺处起草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案)》，由江青转交给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做了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斐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的批示，在文艺界引起很大震动，文艺界由此又开始了第二次整风。8月27日，成立了核心组(即整风指挥部)领导文化部、文联及各协会、各直属单位的整风。整风持续到1965年初，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批判。到1965年，对文化部的党委进行了彻底的改组，重新组织了各协会的领导班子。

与此同时，根据康生的指令，中宣部于1964年8月14日给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个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许多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被定为毒草加以批判，如《北国江南》、《谢瑶环》、《舞台姐妹》、《红日》、《不夜城》、《兵临城下》、《早春二月》、《怒潮》、《林家铺子》，等等。这些被批判的作品多数是比较优秀的。

文艺界的批判运动从1964年夏季开始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

在哲学界，首先发起了对杨献珍“合二为一”论的批判。1964年第16期《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讨论报道》的文章。指出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帮助现代修正主义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对杨“合二而一”的批判，甚至作为一个重大的反党事件来处理，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在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重视物质利益原则和利润的经济观点。1964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点名批判孙冶方，给他戴上了“修正主义利润挂帅”、“修正主义企业自治”的帽子。另外，在历史学界还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所谓“非阶级观点”、”让步政策论”等。

1963年至1966年春，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错误批判是“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发展的重要表现。在批判运动中，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把学术上有争论的观点当做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观点，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等政治帽子，进行围攻、打击，从而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破坏了党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1966年春以前的批判主要是在报纸上、有关的机关、团体内部进行，还没有形成社会性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