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3年开始，在中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由于片面地夸大了阶级斗争形势，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左”倾错误。1964年5月，为了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之前，一些地方党委纷纷向中央写报告，反映城乡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认为斗争的焦点是敌人千方百计篡夺基层领导权，使集体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演变。并且认为，现有的单位虽然还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但实质上已经蜕化为资本主义了。还说公私合营后进来的一些资本家，利用吃吃喝喝、请客送礼等方式，拉拢腐蚀干部、党员，这些单位的领导权已被篡夺。这些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提供了更具体的证据。所有这些，都为毛泽东所肯定，并把党内的思想分歧和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等都看成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五月工作会议，对党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强调搞好“五反”、“社教”，是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保证。刘少奇在会上做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提出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都可能产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担心我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会议对干部状况作了十分严重的估计，指出我们的农村城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基层干部发生的问题，除下边的根子，更重要的是上边的根子。从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出发，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多的运动没有搞透，强调要进行彻底革命，要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追上面的根子，要划分阶级，要进行夺权斗争。

中央五月会议提出的夺权问题，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各地纷纷准备夺权，小站事件就是在此前后发生的一起农村基层组织夺权事件。

小站，即天津南郊小站地区。该区1964年1月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伯达带人进点参加劳动。在陈伯达一手捏造下，把三个村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认为天津小站的“反革命集团”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入我们内部，长期窃取当地党政大权，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进而在小站地区进行了夺权斗争。有二百五十多人被划为反党集团成员，把上面的根子追到区委书记、宣传部长身上，对这些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0月12日，中央在一个批示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提出要在地委、县委书记中反对右倾，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思想必须克服。批示还说，对烂掉的各级党委和厂矿企业，调查确实后，要采取小站、白银厂等经验，迅速加以解决，进行夺权斗争。10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同时批转了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小站经验对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1月12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批示说，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干部躺倒不干，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或地富坏分子所掌握，在查明属实后，经工作团党委批准，都可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属贫协。₁1月13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的通知，扩大了工作团的权限，让所在县的“县委县人委由工作团党委领导，该县各公社由分团党委和工作队党委领导。”这时，“夺权”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内容，“左”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发展起来，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解决干部问题，把群众和干部对立起来，普遍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现象，伤害了许多干部，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出现了不少错案，造成了不良后果。

天津小站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夺权”错案。1983年天津市对“三个反革命集团”案作了复查，确认是“陈伯达一手捏造”，上报中央。7月8日中央批复“同意市委意见”，对此案进行了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