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以后到同年9月，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工作虽然初见成效，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没有根本好转，调整国民经济、纠正“左”倾错误的任务仍很艰巨，党的中心任务仍然是继续贯彻八字方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争取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当时，在国际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利用我国的暂时困难，进行颠覆、扩张活动;在国内，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也有新的表现。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为了研究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党中央于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召开了北戴河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农业、财贸等方面的问题。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提出阶级(即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形势(即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三个问题。以后又多次讲到这个主题。毛泽东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主要议题，把以经济讨论为主，变成了讨论阶级斗争为主。会议以较大的精力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以讲话为指导，为八届十中全会准备了文件。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此之前，在北京举行了近1个月的预备会。全会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委员82人，候补中央委员88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33人列席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5人不参加全会。全会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问题，农业、商业等问题，用大部分时间围绕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重点开展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会议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会议作出了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还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21人，候补委员21人。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5个重要文件。会议的主要内容有：

(1)提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尖锐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问题。全会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在发表的《公报》中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毛泽东的讲话，把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绝对化和扩大化的论述，并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提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这为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理论准备。

(2)错误地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错误地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在1961年和1962年间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是“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是“思想混乱”、“丧失信心”，是右倾。错误地把1961年、1962年一些农村采取包产到户、责任到人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做法，以及邓子恢支持这种做法的正确意见，指责为支持农民闹单干，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点名批评邓子恢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人”、“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1962年11月9日，党中央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错误地把一些受到错误批评、处分的干部;群众要求复查和彭德怀给党中央写申诉信(即万言书)的正当申诉，批评为“平反成风”、“闹翻案风”。还错误地把小说《刘志丹》说成是习仲勋利用小说为高岗翻案，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所谓“习、贾、刘反党集团”。这些错误的批判，使党内斗争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正在进行的“反右倾”错误的甄别工作也被迫中断。

(3)关于经济方面，作出了继续贯彻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切实调整的决定。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在农业方面，要继续实行党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调动农民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从各方面积极支援农业。在工业方面，要适应农业技术改革的要求，进行合理调整，改进经营管理，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在商业方面，要坚持“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原则，根据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以国营商业为主体和领导力量，以合作社商业为有力的助手，以集市贸易为必要补充，更好地发挥这3条渠道的作用，促进工农业生产，活跃城乡经济，方便群众生活。会议还提出加强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经济方面的这些方针政策，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会上，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并未支配全局，全党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面，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从1960年冬开始，到1962年底，农业、工业生产开始出现转机，国家财政扭转了前4年出现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实现了收支平衡，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此基础上，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强调了要把调整继续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来进行，并继续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调整，这为以后的3年经济调整打下了基础。1963年，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在此情况下，是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调整，还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大上，立即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对此问题存着不同看法。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问题。会议认真分析了国民经济形势，认为1963年国民经济形势发展十分有利，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局面，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还未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粮食在几年内还需要进口，特别是经济作物和林业、畜牧业的恢复，要花很大的力量，穿的也很紧张;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基础工业，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设备维修和更新等方面，需要继续进行大量工作;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还要花大力进行整顿，尤其是亏损企业为数不少，要进行工作加以改变;企业的专业化协作也需要逐步推行。从这些情况出发，会议确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1963—1965)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把这3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水平;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基础上提高50%左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如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农业内部以及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等，应力争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工业的各个部门，要做好填平补齐，使它成龙配套，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走上正常轨道。为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是：第一，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第二，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方针;第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第四，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这次会议作出的继续调整3年的重要决策，统一了全党思想，抵制了急于大上的“左”倾思想干扰，对继续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具有重大意义。

在3年经济调整中，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1)调整重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加速发展采掘工业。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是工业生产的两大部门，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二者必须保持适当比例，才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采掘工业发展不平衡，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等工业的生产，是突出的薄弱环节;采掘工业各行业内的某些生产环节之间也有不相适应的情况。在调整中，各矿山利用加工工业大后退的时机，集中力量加强采掘与剥离工作，归还了欠帐，采剥关系基本正常，矿井各种设备逐步填平补齐。

在加工工业中优先发展维修工业。在经过前两年一般设备修复后，3年调整时期着重解决大型精密设备和进口设备的修理和关键配件的供应问题。到1964年底，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矿山的设备完好率达80%左右，一般设备完好率达85%至90%。同时，进行了一定的设备更新，开始有计划地逐步更换了老基地、老企业中已失去生产效能和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设备，改造了妨碍产品质量提高的关键设备，补充了新设备。1964年9月，中央还决定在3、4年内，把基本折旧费从国家财政收入中划出，归原有企业支配。

(2)进行加工工业中的专业化生产和协作。1963年9月，中央决定在工业部门中认真做好专业化和协作。从1964年开始，首先在机械工业中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协作，在轻工、化工、纺织等行业中也进行了调整工作。1965年4月，国家经委在天津召开了全国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经济交流会，指出，目前主要是把加工工业中的主力——全能企业改组为专业生产的企业，在专业生产基础上组织协作，并认为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改组现有的加工工业，是解放生产力，提高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今后建设新厂要贯彻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不要再走全能厂的老路。会议促进了工业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发展。

(3)进行企业整顿。从当时企业生产不正常、物资供应不足和经营管理混乱的实际问题出发，逐步加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建立健全了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级行政责任制和技术责任制，建立健全了以经济核算制为中心的各项经济管理制度，调动了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使企业管理得到改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63年底，工业亏损额减少了一半多，到1965年，基本消灭了经营性亏损，工业利润逐年增加。

(4)对工业部门、新企业和基地进行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为了提高整个工业水平，填补缺门，1963年至1964年，批准了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等100多个项目向国外考察、询价和相机签约。当时引进项目，建成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进行的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工作，重点是针对水利工程和基础工业企业，主要解决配套工程与辅助材料问题，以及外部协作条件、交通运输、原材料、动力供应等问题，适当解决职工住房和增加文教卫生设施，增加非生产性建设投资。

(5)试行经济体制改革。1963年3月，中央决定逐步改进企业管理体制，试办托拉斯，并首先成立了烟草公司，统管全国卷烟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1964年8月，中央又决定试办11个托拉斯，即：中国盐业公司、华东煤炭工业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和长江航运公司。这些托拉斯公司，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集中统一管理的经济组织，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国家通过主管部门向它下达计划，它对完成国家计划全面负责，并对所属分公司、厂(矿)以及科研、设计等单位实行统一的经营管理。它具体管理生产、基建、劳动计划、供销、财务、人事等业务。托拉斯的试办，进一步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

在劳动制度方面，1964年5月，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固定工与亦工亦农两种劳动制度和全日制与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随即在一些矿山试行了轮换工制度，在糖厂试行了临时工制度。这种新型制度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负担，扩大就业渠道，满足个人学习深造的愿望，而且有利于搞活劳动制度，发展教育事业。

在价格体系方面，1963年3月召开了全国物价会议，决定在物价总水平基本不动的前提下，对不合理的部分商品价格进行必要的调整。调整的价格主要有：把农村的粮食销售价格提高到同收购价格持平，工业用粮提高到不亏本的水平;提高棉花收购价格;降低家禽、蛋品、金笔、收音机、塑料制品、农业机械、中小农具的价格;对涉及到千家万户群众生活的煤炭，也调整了价格。这些调整，没有引起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大的波动，市场物价基本恢复了正常。

3年经济调整与前两年调整有所不同。前两年主要内容是缩短战线，实行精简，一般是退。后3年主要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更新设备，改善经营管理，加强专业化和协作，既要调整，又要有一定发展。由于党的政策正确和措施有力，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1964年就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5年要继续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一些尚未完成的任务，为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经过3年继续调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农轻重关系平衡发展，1965年农业占29.8%，轻工业占35.4%，重工业占34%;工农业产品产量增加，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粮食、棉花、钢、原油、煤等大幅度增产，工业产品品种在5年中增加3万多种;积累与消费比例趋向正常;财政收支平衡，1965年财政收入大于支出7亿元，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各种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充足，大多数商品能敞开供应，1965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达到125元，比1962年增加8元，比1957年增加23元，粮食、棉花、食油、猪肉等主要消费品的消费量接近1957年水平。这些成绩表明，八届十中全会在经济方面制定的继续贯彻八字方针、切实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是正确的，对3年经济调整起了推动作用，3年经济调整也是成功的，这为我国国民经济在比较协调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