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到1965年底，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争取国民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取得了显著效果。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援华专家，并加紧逼债，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人民生活陷入了困境。

1960年8月，李富春在主持制定196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鉴于当时的困难局面，多次提出应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并根据这一精神安排国民经济计划。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总理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这一方针。会议指出：“1961年应当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此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时期。

“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其主要内容是：搞好综合平衡，把“大跃进”运动中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农、轻、重，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使之趋于协调，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一方针，是党和政府为战胜严重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

中共的八届九中全会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全国县以上的党政领导干部都深入基层，到农村社队、工厂、商店、连队、学校、科研机构等基层单位蹲点，进行典型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发现问题，就地解决。这次广泛的调查研究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重要步骤。

1961年3月以后，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一系列条例。这些条例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各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推动了“八字方针”的进一步贯彻执行。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强调继续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具体研究贯彻“八字方针”，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措施。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分析了当时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提出分两阶段执行十年经济规划，减少城市人口，“精兵减政”，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消灭财政赤字，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等六条办法。4月，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提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会后，征得毛泽东主席的同意，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的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效措施，深入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主要包括：第一，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1 887万人;1961年到1963年6月，共减少商品粮人口2 800万人。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1960年到1962年，国家基建投资从388.7亿元减少到71.26亿元，比大幅度缩减的1961年又减少56亿多元。积累率从39.6%降到10.4%;大量压缩钢铁产量指标：1960年钢产量1 866万吨，1961年压到870万吨，1962年进一步缩减到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1962年生产铁805万吨，比上年减少476万吨;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全国县以上国营工业企业，三年间共减少44 500多个。第三，加强农业，发展农业生产。大批劳动力回到了农业第一线，1962年农业劳动力增加到21 278万人，超过了1957年;国家增拨部分农用生产资料，减少了粮食收购量，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第四，充实了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重工业方面重点保证石油工业的发展。第五，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一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二是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三是在坚决稳住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四是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由于采取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措施，加上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展迅速，很快取得明显效果。到1962年底，农业生产得到初步恢复，农业产量扭转了前三年连续下降的局面而开始回升，1962年比1961年增产粮食250亿斤，全国有1/4的县农业产量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轻工业生产出现了转机，1962年1至7月份，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多数都比1961年同期有较大增长;财政困难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全国财政支出比上年减少53亿元，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改变了前四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的被动局面;城乡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有所好转，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上年下降了35%，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开始回升。总之，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

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63年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从当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调整工作除了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之外，着重强调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更新设备，加强专业化协作，提高经济效益等。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会议提出了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表现在：第一，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1965年，粮食产量达到3 891亿斤，比1960年的2 870亿斤增产1000多亿斤，接近1957年3901亿斤的历史最高水平。棉花总产量达到4 195万担，比1962年的1 500万担增产2 695万担，比1957年3 280万担的历史最高水平增产915万担。钢产量达到1 223万吨，比1962年的667万吨和1957年的535万吨分别增长了556万吨和683万吨。此外，烤烟、甜菜、甘蔗、生铁、石油、原煤、化肥、发电量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达到1 387亿元，比1962年的924亿元增长了50.1%，比1957年的908亿元增长了52.7%。第二，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得到改变。1960年，农、轻、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分别是21.8%、26.1%和52.1%，经过调整，1965年分别为37.3%、32.3%和30.4%，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关系基本趋于合理。第三，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逐步提高。1965年积累率从1962年的10.4%调整到27.1%;职工平均工资比1962年增长10%，物价进一步下降，粮、棉、油、肉等主要消费品的供应量已接近1957年的水平，农村社员的收入也有明显提高。第四，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1965年国家财政收入473亿元，支出466亿元，收支相抵，节余7亿元。第五，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体育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有了重大突破。1965年，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医院床位、体育队伍的技术水平、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均比1957年有较大发展;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我国国防科技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