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1950年2月14日，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协定于同年4月11日生效，为期30年。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苏两国政府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过密切的关系。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及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期，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但是随着两国交往的增多，苏联的大国主义表现越来越明显。苏联企图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来控制中国。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中方提出，要在中国“共同建设”一所长波电台，价值1亿卢布。苏联承担7 000万，中国承担3 000万。还提出“有关共同建筑和使用上述无线电中心相应的协定草案”。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同意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但费用“应当由中国方面全部承担”，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7月，苏方再次提出：由双方共同建设电台，在使用问题上，双方在时间和器材上各占50%。对此，中国再次申明，同意在中国建设，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使用权各占一半。7月21日，苏联政府通过驻华大使尤金又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毛泽东拒绝了苏联这个无理要求，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到中国来，中国军队可以到苏联去，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搞共同舰队，我们坚决不干。因为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目的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毛泽东对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如果要控制中国，“连半个指头也不行”。大国主义态度极盛的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历来要求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服从它的“指挥棒”，他们对在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极为不满。于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中国开始进行攻击，另一方面在经济上给中国施加极大压力。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被西方国家用来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的斗争。实际上，是苏联不让中国掌握现代化武器，以便于对中国的控制。同年10月，中国建国10周年庆典前后，赫鲁晓夫攻击中国是“好斗的公鸡”，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苏共领导人和报刊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影射和攻击，从而使苏共二十大以来存在于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并逐渐由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两国关系方面。1960年6月24～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在赫鲁晓夫的直接指挥下，对中共发动了猛烈的围攻，从中共的理论观点到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指责。骂中共是“发动战争的疯子”，说中国搞的是“假革命”，“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等等。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6月26日，中共代表团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声明指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兄弟党协商解决问题的原则，极其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对兄弟党采取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在国际共运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声明点名批评了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同他存在着一系列的根本分歧，并且表示，中共只信服马列主义真理，决不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也决不听从任何人的指挥棒。中共代表团按照中央的指示，在会上声明反对赫鲁晓夫的错误立场，但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在这次会议的会谈公报上签了字。

中共的反击使赫鲁晓夫等恼羞成怒。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撕毁了345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同，还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1 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这些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业、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这些苏联专家聘期未满，合同没有到期。中国政府虽然多次挽留，苏方始终坚持其决定。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设计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冶金、化学、机械、水电、石油、煤炭、原子能工业、国防工业和军事、文教等40个部门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被迫中途停顿，不能按期生产。有的如石景山钢铁公司的轧机正在安装和调整设备，有的如兰州橡胶厂正在试验生产，有的如哈尔滨铅压延下的铅镁车间正在施工中，都因苏联专家撤走而被迫停工，不能按期投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