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该会议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7月2日至23日为庐山会议前期;庐山会议后期，指的是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到会议结束这一段时间。

庐山会议前期，是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19个问题，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在执行政策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准备经过讨论，形成《纪要》，发给全党。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对错误的严重程度，对实际工作中虽然得到局部纠正但仍然存在的一些“左”的倾向，特别是对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教训认识还是很不够的。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算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他还一再提出坚持农村公共食堂和社员分配制中的部分供给制。在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上，虽然降过几次，但他的设想仍然过高，这些主张和看法，在一部分高级干部中也是存在的。

庐山会议前期，在会议讨论中，真正客观地、冷静地总结经验的空气并不浓厚。有一些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听取对“大跃进”的比较切实的批评意见。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又听说会议初步安排到7月15日为止，担心匆忙结束，于是在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的工作成绩，在此基础上指出了1958年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大跃进”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在全民炼钢中，犯有严重的片面性。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乡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他认为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是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容易犯“左”的错误，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于脑后。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他认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要彻底克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在信的结尾，彭德怀写道：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不去追究个人的责任。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讨论中，出现的意见分歧比较大，有许多人赞成，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或者表示反对。7月19日，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7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不同意一些人对这封信的非难。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对彭德怀在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有得有失”等逐一作了批判。并说，现在党内外的右派在夹攻我们，在这个紧要关头，大家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要动摇，还提到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由于对1958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由于毛泽东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加上极少数人的推波助澜，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在对于这封信的评价上，形成一边倒的意见，集中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8月2日到16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检查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二、继续揭发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8月2日，毛泽东在全会开幕时讲了话。他说，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8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要求“立即在干部中，在各个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同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提出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毛泽东说历史上的彭德怀与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林彪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给批判定下最高调子。一大堆政治帽子，如“资产阶级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等等，都提了出来。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还通过了《保卫党的总路线、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决议》说“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从而把“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党。

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后，各省、市、自治区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所谓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9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进而传达到党外。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在政治上，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在经济上，它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严重困难，党和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和损失，部分地是由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的破坏，但主要还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