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伴随着“大跃进”运动而兴起的。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激励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河南省遂平等县和信阳地区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现象，有的地方还办起了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在视察途中，他多次与当地负责同志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许多地方负责同志也都强调办大社的优越性和迫切性。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赞扬人民公社好。8月9日，在山东视察时，毛泽东在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引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规定了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原则。指出：人民公社“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分配形式暂时还是集体所有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取酬”。决议还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决议公布后，农村人民公社一轰而起，迅速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从1958年夏季到10月底的短短数月间，全国有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合并成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1.2亿多，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和“大跃进”运动相伴而起的，因此，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这就使“一平二调”(即在集体经济内部实行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实行无偿调拨)、“共产风”严重地泛滥开来。表现为公社内部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不承认差别，无代价地调拨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劳力，干活不计工分，实行义务劳动;开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这种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一平二调”、“共产风”违背了等价交换、按劳取酬的原则，损害了群众利益，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严重后果。 1958年的农业形势本来很好，粮、棉丰产但因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其它事业，占用了3 800多万农村劳动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和干活“大呼隆”，秋收粗糙，大批粮食、棉花、蔬菜扔在地里无人收割;旱灾、水灾又接踵而来，因此，粮棉增产幅度远远低于原来估计，特别是农村吃大锅饭，粮食浪费严重，生产队的粮食很快消耗殆尽，从1958年冬开始，社员生活出现了困难。

10月，毛泽东在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视察时，发现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经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到1959年7、8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前期，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召开多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等重要文件，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这些会议和文件在充分肯定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强调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遵守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实行等价交换，保留按劳分配，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相当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和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并规定凡是在“共产风”中无偿调拨的生产队和社员的财产，都要算“旧帐”，都要退赔。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的许多负责同志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各地的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当时的纠“左”，是在充分肯定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因而纠“左”很不彻底。在1959年7、8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不能容忍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怀疑和批评，错误地发动了一场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断了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纠正。

1960年下半年，在严重困难面前，中共中央被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开始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指示信》强调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禁止和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1961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一条例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的经验和贯彻《十二条》的经验基础上制定的。该条例经过反复试行和修改，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正式通过。条例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此规定至少30年不变;生产队内部继续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允许社员保留适当的自留地等。这些规定对进一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都起了重要作用。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许多问题仍未得到彻底纠正。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从根本上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使我国农村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呈现出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