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推动下，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是中共党内“左”倾冒进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957年，我国的经济工作在纠正急躁冒进倾向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圆满完成了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广大干部群众热情高涨，满怀信心，决心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逐渐产生了骄傲自满、急躁冒进情绪。表现在经济建设上就是急于求成，对经济发展的速度估计过高，希望打破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增长速度的“常规”，来一个“巨大的跃进”，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错误地认为，当时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保守，把1956年正确开展的反冒进当作右倾保守不断地进行批判，使中共党内的“左”倾冒进思想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了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

19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并对1956年党中央采取的纠正急躁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会后各省召开会议，贯彻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检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提出，中国要在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首次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判反冒进。南宁会议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此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2月3日和28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反浪费、反保守是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的社论，号召“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当地面貌”的口号。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指出，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号召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会后，各地各部门从上到下开展反右倾，批判经济建设中的所谓“稳健派”、“观潮派”、“促退派”，使“高指标”和“浮夸风”日益盛行起来。

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批评中央和地方的“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要求“插红旗”，“拔白旗”。会后，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了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片面地认为，中国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1 000斤至1 500斤(注：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实际为406斤)，并认为“在3年到5年内，把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2 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等协作区也相继召开农业会议，纷纷提出了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粮食低产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 000斤。农业战线上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泛滥起来。各地报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为高指标、浮夸风推波助澜，在一片“层层加码，步步提高，指标修改又修改，突破再突破”的热浪中，一个个“创举”和“奇迹”先后在报纸上出现：贵州省金沙县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单产水稻每亩3 025斤;甘肃省文县景家坝农业社一个突击队，创亩产马铃薯17 410斤纪录;河北省静海县陈官屯用5天时间建成一座水力发电站;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 105斤……“卫星”越放越大，最后竟放出了亩产小麦7320斤，亩产早稻82 525斤的“特大号”卫星。与此同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作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等荒谬的唯心论的口号也在报刊上出现了。

农业“大跃进”，工业也要“太跃进”。6月22日，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 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8 000或9 000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战线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虚报浮夸的气氛中，规定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正式决定并公布1958年的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 070万吨。这一指标完全脱离了实际，是当时我国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能力所不可能达到的。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重心从农村转到工业方面来，各行各业支援钢铁生产，为钢铁生产让路。北戴河会议后，“钢铁元帅”正式升帐，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青壮年被抽调出来支援大炼钢铁，全国几千万人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铁)、群(群众运动)”，到处找铁，到处砍树，一座又一座青山被剃了光头，许多人家的锅也砸了，火钳、铁锹扭弯作为废铁上交。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队……全民行动起来，全国城乡炼铁炉星罗棋布，漫山遍野，炉火熊熊，日夜不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将“大跃进”运动推向了新高潮。

即便如此，1958年钢铁生产任务仍未完成。这一年合格的钢产量只有800万吨，生铁1 369万吨，其中有416万吨是土铁。为了生产这些土钢土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被消耗掉，不少设备因超负荷运转遭到严重损伤，矿石被过量开采，树木被大量砍伐，严重地破坏了矿石和森林资源。

10月份，全国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5 000万人增至6 000万人。到12月份达到9 000万人。全国兴建土高炉、小高炉8月份17万座，9月份猛增到60万座，10月份以后多到无法统计的地步。钢铁“卫星”放到了日产钢58 220吨，日产铁292 580吨的“纪录”。

在“大跃进”运动中，文艺战线也不甘落后。在9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象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与此同时，交通、邮电、教育、卫生等部门也争相仿效，开展“全民大办”。

北戴河会议后形成的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恶性泛滥，给各行各业带来了严重混乱，10月以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暴露出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在农村视察过程中，逐渐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此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对已经认识到的错误进行纠正。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经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到1959年7、8月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前半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试图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强调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发展商品生产，实行等价交换，保留按劳分配;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生产大队)为基础;压缩粮食、钢铁等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但是，当时的纠“左”，还是在充分肯定总践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认识到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把“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看成是具体执行中的偏差，因而未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同时又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这就影响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深度和进程。特别是在1959年7、8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发动了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而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左”倾错误继续延续，“大跃进”之风重新抬头，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脱离实际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 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 000亿斤，并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会后，各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继续“大跃进”，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运输等，加上全党“反右倾”的影响，使“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等重新泛滥起来。到1960年下半年，“大跃进”和“反右倾”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困难更加严重，迫使党中央不得不停止“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大跃进”运动，使我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使刚刚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在1959年到1961年间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主要表现在;第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主要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正常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基建规模过大，重工业发展过快，城镇人口激增。第二，农业遭到严重削弱和损害。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抽调了数千万农村青壮劳动力，结果削弱了农业，挤掉了轻工业，粮棉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少1 030亿斤，棉花减少1 680万担。第三，市场供应紧张，粮食和其他物资严重短缺，物价大幅度上涨，人民生活陷入了困境。一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了逃荒要饭和饿死人的现象。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跃进”运动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评价。指出，党的“八大”以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