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年底即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286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其中，工业总产值为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28.1%，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但是，1956年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基建规模过大，基建投资速度超过了财政收入和生产的增长速度;职工人数激增，超计划招收职工146万人;农业生产贪多求快，急于求成;财政赤字很大(18亿元)，物质供应紧张，商品库存减少。这说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规模超过了国家物力、财力的承受能力，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在党中央领导下，采取果断措施，纠正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1956年初，周恩来就敏锐地发现经济工作中有急躁冒进倾向。是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否则就很危险。6月，国务院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向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经济工作报告，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积极措施，调整、压缩了1957年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制止了供应紧张状况的继续发展。

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针对急躁冒进倾向，强调经济建设要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办事，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要执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大体平衡发展;第二，应该把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质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根据上述方针，确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9月27日，大会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

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批评了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指出，由于1956年基建规模过大，投资速度过快，学校招生和农业信贷过多，造成了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量增加，物资销售增多，库存减少，各方面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因此，会议决定：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

同月，陈云在关于商业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注意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平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了毛病，关系就大了”。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陈云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着重总结了1956年反冒进的经验。指出：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质供需三大平衡。这些观点对于克服冒进倾向，保证1957年计划的顺利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缓和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在压缩基建投资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大量节减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严格控制增加人员，克服铺张浪费现象。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为克服1956年经济冒进带来的物质财政困难，保证1957年经济计划的完成创造了条件。

经过艰苦努力，反冒进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稳步前进，圆满完成了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956年经济建设上反冒进的经验，对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1957年以后，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陷入严重的“左”倾迷途，对1956年正确开展的反冒进加以种种指责和非难，把反冒进说成是右倾保守，认为右倾保守是主要危险，因而不断地批判反冒进、批判右倾保守，全盘否定了周恩来、陈云等在中共“八大”上提出并通过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不断“反右倾”，大批反冒进的呼声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