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领导几经更迭，由赫鲁晓夫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背着应邀出席大会的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总结报告中，他又提出了“和平过渡”的论点，对斯大林进行了攻击和诽谤，认为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世界掀起了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浪潮。中共旗帜鲜明地采取维护斯大林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立场。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的一生做了全面的分析，肯定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犯了一些严重错误;论述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等问题。文章既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又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怀疑。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分别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和《和平宣言》。会议期间，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争论，争论的主要点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经过争论，最后通过的宣言对苏共第一次提出的草案中的“和平过渡”问题作了重新修改，吸收了中共代表团的一些意见，但是未能充分表明中共的观点。为此，中共代表团于11月10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意见提纲》，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共的观点，以备存查。此外，会议上中共代表团还抵制了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苏联领导人向中国政府提出建立海军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要求，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中国政府严正拒绝了苏联政府这一侵略中国主权的要求。赫鲁晓夫对此恼怒至极，从此开始了他破坏中苏关系的一系列行动。7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之声明，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苏共领导人和苏联报刊，还对中共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攻击，支持和煽动国际反动势力猖狂反华。

1960年6月24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议题是就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迫切问题交换意见。但是，苏共领导却蓄意掀起大规模反对中共的活动，在布加勒斯特对中共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分别向与会各党代表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的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带头组织对中共的大规模的围攻。他在发言中，放肆地诬蔑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中共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等。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中共代表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议公报上签了字。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6月26日散发了一个书面声明，指出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中的做法，在国际共运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苏共领导对于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没有能够压服中共并不甘心。会后，苏共领导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几百个援助中国建设的协定和合同，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停止供应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严重地打乱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加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1960年11月，世界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前，苏共再一次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一封攻击中共的信，挑起了更加尖锐的争论。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针对苏共在大会上公开攻击罗马尼亚劳动党的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

1963年7月，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和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中苏双方就现代世界发展、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等重大原则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立场。会谈从7月6日开始至20日告一段落。22日发表了会谈公报。在会谈期间，苏联报刊发表了大量攻击、漫骂中共的文章和消息，毒化会议气氛。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段，对中共进行攻击。中共为了说明真相，辨明是非，不得不详加答辩。这样，中苏两党之间便开始了一场公开论战。

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发表后，中共中央为了让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了解真象，了解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做出公正的剖析，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及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同时希望苏共中央在自己的报纸上继续发表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不要对苏联党员和人民搞封锁和蒙蔽。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联合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样，中苏两党之间便开始了一场全面的公开的大论战。

中苏两党大论战，是苏联领导人挑起和强加给中共的，中共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次论战，在国际共运上具有重大意义：第一，打破了过去由苏共“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各国党摆脱苏共的控制，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第二，反对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抵制了苏联领导对中国的控制和干涉，维护了中共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并为后来国际上反对苏美两霸新格局作了必要的准备。

在这次论战中，中共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方面所提出的观点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如美帝国主义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世界大战有两种可能性，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反对核迷信和核讹诈;和平必须靠斗争去争取;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党之间必须实行独立自主和平等原则;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等。同时，中共在处理同苏共领导的原则分歧时，采取的“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大论战中，也有失误的地方，有些观点是片面的，如关于什么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关于战争和和平问题;关于国际共运形势和斗争策略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共存在着“左”倾思想，并把这些“左”倾思想引伸到国内，开展了所谓“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