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首先在文艺界开始，10月在全国展开。它是由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引起的。这次讨论和批判是围绕着用什么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化遗产和研究历史问题而展开的。

《红楼梦》是清乾隆年间(十八世纪中叶)曹雪芹写的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巨著。它用典型的艺术形象、生动丰富的语言、感人的故事情节，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腐朽、虚伪、残酷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歌颂了具有民主倾向、追求爱情自由的封建制度的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它问世之后，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广泛的传播，百多年来，研究《红楼梦》竟成了一种专门学问——“红学”。

俞平伯是著名的红学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对《红楼梦》的研究。1952年9月，他把旧著《红楼梦辨》做了修改，以《红楼梦研究》为名再版发行。1953年5月，《文艺报》第5期的“新书栏”专栏对该书作了推荐介绍。之后，俞平伯又发表了有关《红楼梦》的研究文章。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作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特别在对《红楼梦》的版本校勘考证和对《红楼梦》作者的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受旧思想的影响，他在《红楼梦》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1952年，白盾投书《文艺报》，批判俞平伯的观点，但文章未能发表。1954年秋，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当时李是人大研究生;蓝是工农速成中学教员)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评红楼梦研究》等文章，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他们在文章中认为：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封建观点”和“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出发，否定了《红楼梦》的伟大社会意义和杰出的艺术价值，用烦琐考证的方法把人们引向了不可知论，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毛泽东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高度，建议《人民日报》发表李、蓝的文章。当《文艺报》第18期转载李、蓝的文章时，特地加了按语。主编冯雪峰写的按语指出：“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虽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这个按语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0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宣部有关同志，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真正的开火”，并批评了《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对此事的压制，批评了“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要求开展对古典文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场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展开。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会上，肯定了俞平伯在政治上是爱国的、拥护革命的;但他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沿袭了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会议指出：自由争辩是学术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方式之一。这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是个开端，希望继续展开讨论。俞平伯、蓝翎等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指责文艺界某些领导人容忍和颂扬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对“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委曲求全，对朝气勃勃的马列主义新生力量采取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从而把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推上了激烈的批判斗争阶段。

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才联合召开了八次扩大会议，对俞平伯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检查了《文艺报》今后的方针，改组了编辑机构。与此同时，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科研机关、文艺团体纷纷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各大报刊上也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全国形成了一场批判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2月才告一段落。

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批判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结合实际的事例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自我教育的一种方法。但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