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编导的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武训传》剧本最早写成于1947年秋。1948年夏，国民党国防部中国电影制片厂开始摄制，因经济困难于当年11月停拍。1949年1月，昆仑影业公司购买了《武训传》的摄制权和已拍成的三分之一的胶片，准备继续摄制，后因上海解放，摄制人员离散再次停拍。1949年11月，昆仑影业公司再度准备摄制。编者对原剧本又作了艺术加工，经中宣部审查同意，于1950年2月开始拍摄，12月完成并在北京、上海等地陆续上映。

电影《武训传》分上下两集，系统地描绘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少年时期的武训，家境贫寒，由于不识字被地主赖去了扛活三年的工钱，还被毒打一顿赶出门外。他无家可归，病在一座破庙里。在三天三夜的梦幻中他游历了地狱和天堂。于是他下决心用行乞的办法创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不再受地主的欺压。从此，他开始了乞讨流浪的生活。为了乞讨几个钱，他甘愿受辱，到处磕头，吃瓦片，喝脏水，学驴叫，甚至任人拳打脚踢。代价是“打一拳，一个钱，踢一脚，两个钱”。武训就是用这种办法感动举人、豪绅、官府的，并在他们的赞助和支持下办起了一所义学，使穷人的孩子高高兴兴地上学。电影借用一个女教师之口赞扬武训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具有勤劳勇敢的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崇高品德，要人们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电影《武训传》上映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发出一片赞扬之声。据当时《人民日报》不完全统计，三个月内，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报刊，相继发表了40多篇赞扬和歌颂武训的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的文章赞扬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说他“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认为武训是“被压迫农民阶级的先觉者”，“不愧为古今中外历史上一个很突出的伟大教育工作者”，他是“近代历史上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是一个“难得”的、令人“崇敬”的“英雄”“伟人”。还有的文章说：电影好就好在歌颂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说明了在凶恶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被压迫与被损害者的奋斗史”。

1951年3月开始，报刊上逐渐出现相反意见，否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批评者认为，武训是“歪曲中国人民斗争，反现实主义的人物”，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好传统。电影所宣扬的“武训精神”，“是不足为训”的，电影“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武训传》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由此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讨论。

毛泽东看了电影《武训传》后，亲自写成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社论指出，不应当向人民歌颂武训的“丑恶行为”，“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更是不能容忍。毛泽东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即应当用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观察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问题”，“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泽东还批评了某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丧失了警惕性。提出应当重视和“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5月20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还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要求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与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等地的文化界干部，尤应自觉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中宣部、教育部、华东局先后发出了有关指示和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认真组织这次讨论和批判。于是，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各地文艺界、教育界纷纷召开讨论会，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6月，《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专程到山东对武训的历史进行了历时20多天的调查。7月调查团返回北京，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纪》。《调查记》经过毛泽东修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从而为这场批判讨论作了总结。《调查纪》认为武训是“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在讨论过程中，该电影的编导、演员和发表过赞扬电影《武训传》和武训文章的同志，以及有关负责同志都先后作了检查，到8月底，讨论和批判基本告一段落。这次讨论和批判历时半年多。它通过如何评价武训这一个历史人物的问题，引伸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实际上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部分。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运动，对于教育人民认清自己的解放道路，对于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批判，对文化思想界的状况估计过于严重，批评过于严厉，涉及的人物也过多。在上述地方还错误地处理了一些人。在方法上缺乏民主讨论的精神，一哄而起，围而攻之。有的文章简单粗暴，上纲过多。对武训本人历史的调查，也带有相当大的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其主要结论是不实事求是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了一个以政治运动方式批判文艺作品及作家的先例，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