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是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内容之一。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社会主义经济力量日益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削弱，但它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对国计民生起着重要作用。1952年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产值已由1949年的34.7%上升到56%，私人工业产值由1949年的63.3%下降到39%;商业方面，1952年私商在全国零售商品总额中的比重仍高达57.4%。这说明，当时国营经济虽已占据优势，但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限制其唯利是图、剥削工人和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方面。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对国计民生仍具有某些积极作用，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本性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如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工商业内部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等日益突出。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它束缚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只有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这就为党和政府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利用、限制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要求。但是，采取什么方式和步骤来完成这一任务，马列主义著作中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采取政治上打倒，经济上剥夺的方针，对具有两面性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运用马、恩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资产阶级进行赎买的思想，制定了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方针，即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统一战线工作，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达到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家阶级，把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个本来属于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通过和平的方式和方法去解决。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途径，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分为低级和高级两种形式，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营经济和国家有关单位对私营企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则让它为国家商业经销代销，这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联系和合作。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实行公私合营，先是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然后是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全行业公私合营，已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通过打击投机资本、制止通货膨胀、调整和改组工商业、开展“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利用、限制措施，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开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1952年底，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都有较快的发展，私营工商业中，接受国家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的企业，按产值计算已达56%，这就为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贯彻执行，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步伐。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把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由原来的利用、限制发展成为利用、限制和改造。9月7日，毛泽东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邀请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系统阐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解除了工商界中存在的某些思想顾虑，有力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财委提出的《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决定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实行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对社会主义成份在合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合营企业盈余的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上述《意见》和《条例》的实施，调动了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的积极性，加快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到1955年底，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3 193家，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一半(49.7%)，剩余的一半产值是12万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定货的轨道。与此同时，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迅速进行。195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国家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现有的私营小批发商和商业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这个指示实行后，到年底，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57.4%下降到25.6%;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

1955年下半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发展，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资本家所需要的原料和市场被国家控制起来，这就堵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丧失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原来个别行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厥文、荣毅仁等及出席全国工商联合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举行座谈，针对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动荡不安的恐惧心理，系统阐明了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殷切希望资产阶级的人们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的讲话，稳定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坚定了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会议通过了《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体工商业者认清前途，服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坚定爱国守法的立场，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同年12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陈毅分别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和《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思想问题》的报告，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对决议(草案)作了个别修改，正式通过。决议规定：“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和重点企业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在决议的推动下，从1956年开始，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1月10日，北京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之后，天津、上海、武汉、广州、西安、沈阳等118个大中城市也先后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有7万户私营工业企业(占私营工业人数的99%，产值的99.6%，占私人商业人数的85%，资金的93.3%)、近200万户私营商店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基础上，国家对私营企业进行估产后，根据赎买政策，实行定息制度，国家每年按股份付给资本家一定数额的股息。1956年6月18日，陈云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宣布，全国公私合营的企业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一规定为年息5厘，即年息5%，定息时间为7年(以后又宣布延长3年)。1956年底，全国公私合营的私股额共计24.2亿元，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114.2万人，国家每年付出定息的资金约1.2亿元。此外，资本家原有的高薪一律不动，并在政治上和工作上给予适当的安排，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其内部的生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家除领取定息外，已完全失去了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企业的领导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这些权力都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阶级手中。因此，它基本上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至此，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但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在改造期间，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步骤，不仅避免了由于大的社会震动引起的生产严重下降，而且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一改造的胜利，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基本解决，它与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起，实现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