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工作。饶漱石，1925年入党，曾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52年底到1953年初，高、饶先后从东北和华东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饶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结合起来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53年6月至8月，中央召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高岗、饶漱石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会议大肆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硬说中央有宗派，到处挑拨离间，制造党内不和，为夺取最高领导权制造理论依据。财经会议后，高以休假为名，到华东和中南地区，在一些高级干部中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造谣和挑拨活动，煽动一些高级干部对中央不满。高岗提出所谓“军党论”、“两党论”的谬论，把党组织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说整个党都是军队“制造”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则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说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现在是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因此应当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高岗还私自拟定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补充人选名单。在一些高级干部中鼓吹他的“改组”党和国家领导的计划，妄图私下拼凑他篡党夺权的班底，并利用他所捏造出来的各种材料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同一时期，饶漱石与高岗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地进行活动。财经会议结束以后，他不经中央同意，制造各种借口发动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的蛮横无理的斗争。接着在9、10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评安子文问题为名，把锋芒指向刘少奇。会上，饶鼓动、支持一些人发言，批评中组部使用干部“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左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

1953年12月，毛泽东依照惯例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时，高公开出面反对，要求由他来任中央副主席，改换国务院总理，彻底暴露了他篡党夺权的野心。

中共中央一再对高、饶进行挽救教育，但高、饶对此置若罔闻。许多听过他们反党宣传的同志陆续向中央揭发了他们的问题。中央在经过调查掌握情况后，坚决地揭露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

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了高岗的阴谋。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高岗“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乱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团结，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四中全会。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作了重要发言，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批准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四中全会粉碎了高、饶的反党分裂阴谋，但对他们仍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可是，高、饶却未能悔过自新。高以自杀自绝于党，饶也未能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彻底清查高、饶的反党活动，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1954年2月中旬，分别就高、饶问题召开了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饶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问题，向全党作了传达。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和社论，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全会精神，批判高、饶的反党罪行。4月，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和华东局分别召开会议，对高、饶的反党活动作了深入的揭发批判。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反对高、饶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中央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作了重要发言。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等。

这次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反对高、饶斗争的经验，指出高、饶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指出：通过高、饶事件，应吸取的教训是必须不断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内斗争必须在党内公开合法进行，必须反对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崇拜思想;必须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见解;在原则问题上和同志间，对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要划清界线，立即挡回去，“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了开除高、饶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定。反对高、饶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维护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