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二十多年的统治期间，建立了庞大的军事、政治、党团、特务等各种反动组织。解放初期，大陆上还残留着200万政治土匪及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及反动会道门头子，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在新解放区，人民政权已建立但不巩固，部分地区一个时期内特务猖獗，土匪横行，反革命分子到处进行反抗人民政府的罪恶活动;在老解放区，仍有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搞破坏活动。人民政府虽贯彻了中共中央1950年3月发出的《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取得一定成效，但不够坚决彻底，在一个时期内，曾出现过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打击不力的右的倾向，以至有大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

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残余分子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明目张胆向人民进攻。他们公开破坏铁路，炸断桥梁，焚烧工厂、仓库，抢劫物资，刺杀干部。有些地方，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反革命地下军;有些地主以“蒋介石来了要杀头”来威胁农民，破坏土改;有些地方村干部全家被杀，为解放军运输军粮的民夫整队被杀。据统计，从1950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在广西，仅1950年内，反革命分子就组织过多次暴动，残杀人民政府干部和群众达7 219人，烧毁房屋2.56万间，抢劫耕牛20多万头。北京电车公司的特务一次就放火烧毁电车59辆。汉口反革命分子制造纵火案，一次就烧死17人，使万余群众无家可归。受美国情报局指使的特务分子，隐藏“六○”迫击炮等武器，密谋在1950年国庆节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企图加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形势的发展向全国人民提出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要保卫人民的胜利，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的任务之一。”镇压反革命的基本政策是：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的“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同年12月至1951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些关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要指示，提出：镇反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必须注意做到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打击的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头子。要注意斗争策略，防止“左”和右的偏差。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为镇反斗争提供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

各级党组织在镇反运动开始后，对各界人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各地通过召开各种类型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群众大会和公审大会，举办揭露反革命分子罪行的展览会，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不断提高，纷纷检举、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并协助公安机关捕捉反革命分子归案。到1951年春，镇反运动形成了全国性高潮。公安机关集中打击了一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对于罪恶尚不十分严重而又愿意改悔的实行了宽大处理。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反革命分子被迫自首，悔过自新，成股、成批的土匪投降、瓦解或被歼。

在镇反运动掀起高潮以后，由于有些地方领导控制不严，以及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不纯，以至在若干地方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左”的错误偏向和工作草率的现象，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极少数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好人。

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成绩和避免可能发生的错误，1951年5月10日至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作报告，刘少奇、彭真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总结了过去7个月的镇反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斗争任务，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决议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谨慎收缩方针，实行了更加完备和具体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政策;规定从即日起，集中精力处理积案。为防止“左”的偏向，自6月1日起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归地委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归省一级;并开始有计划地清理“中层”(隐藏在军政机关内部)和“内层”(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还开展了忠诚坦白运动，到10月止取得了重大成就。

1951年9月，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总结了前期经验，决定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4月(实际延长到10月)为镇反运动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坚决依靠群众，将一切不彻底的地区和不彻底的方面所躲藏的反革命分子，予以坚决的打击。到1952年10月，全国80%左右地区的绝大部分反革命骨干分子受到了杀、关、管的打击。

1952年10月，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确定从1952年12月至1953年5月为镇反运动第三阶段。主要解决前一阶段遗留任务，重点打击反动会道门、水上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等。

历时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3年上半年结束。共破获600余起特务案件，肃清200余万国民党残余武装，查清了很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在解放前杀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多被抓获。如1943年杀害中共中央委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的凶手张光前、张思信、刘汉升、何贵庭等4犯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伏法;云南省专政机关处决了1946年刺杀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及制造“一二·一”血案的一批特务凶手。通过武装剿匪和镇反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残留的反革命势力，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新中国社会出现了安定局面，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生动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大大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和生产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威信显著提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巩固了人民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