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两航公司”，是指原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

“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与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一个民用航空运输机构1930年成立。成立时曾将原交通部经营的沪蓉航空处并入。总公司设在上海(抗日战争时期迁重庆)。经营国内外航线。在公司中，中方占资金的51%，美方占资金的49%，总经理由中方担任，营业和财务由中方负责，主任为中国人。机航则由美方负责，主任为美国人。

“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经营的航空运输机构。前身为1931年国民党政府与德国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1941年被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接收。1943年3月，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总公司设在昆明。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经营国内外航线。

“中航”、“央航”两个公司，在蒋介石进行的反人民的内战中，曾为蒋介石政权担负军运。随着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后的纵深挺进，国民党企图在上海顽固据守的计划已破灭。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除令国民党军把上海的黄金等重要物资抢运台湾外，也强令两航公司特设在上海的公司总部和飞行基地迁往台湾。但两航公司的员工们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知道跟着到台湾去是没有出路的，因而采取拖延的办法。他们以台湾缺乏维修设备为由，拒不迁台，而要迁往香港。1949年7月，“中航”的73架飞机转运到了香港。迁港后，“中航”员工中觉悟较早的职工便开始在香港酝酿组织起义。

正在这时，香港地区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对两航起义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是留在香港的一部分原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相继宣布起义，掀起了这一时期的“香港起义”热潮。8月13日，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雄、贺耀祖、刘斐等44人发表声明，宣布与共产党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8月27日，邓召萌等11人响应声明，接着王普涵等13人也参加了起义。二是香港当局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华人的条例和法令，并企图吞并两航公司财产。早在这年6月，香港总督葛量洪就发通知给“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决定征用“中航”在港厂房。香港民航处也发出通知，要求“中航”在一个月内将所属机厂迁出启德机场。“中航”“央航”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地区是屈指可数的。“中航”拥有客货飞机75架，其中四引擎“空中霸王”、巨型客机5架，每架均在50万美金以上。“中航”机航维修保养器材(不包括在美国订购的补充器材)约值6 000万美金。“央航”总公司8月份从广州迁往香港九龙运动场道，约有40架飞机，其中有6架“空中行宫”客机是刚向美国订购的。

刘敬宜接到民航处的通知后，一方面立即复函申诉搬迁困难，另一方面急找国民党外交部驻港特派员郭德华，商讨解决港英当局征用启德厂房事宜。郭束手无策。刘只好找律师向法院上诉。1949年8月13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认为法律上没有这种征用的条文，香港政府的征用令应暂缓执行。但是，港英当局并不罢休。当晚，港督葛量洪召集了立法局会议，在会上通过了“紧急法令”，声称根据“紧急法令”重新颁发新的征用令，宣布征用“中航”香港启德机场修配厂，并通知两航公司停止使用及降落香港启德机场。第二天，民航处派人封闭了跑道以北“中航”的所有房屋。“中航”也不示弱，一方面停止一切飞行，另一方面立即向国际航空组织ICAO投诉。港局慑于刘在航空界的声望及“中航”停航的影响，不得不暂时发还“中航”的发动机修理厂，并允“中航”延期三星期作搬迁准备。然而，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竟然于19日同意该机场修配厂暂与港方共用。这样一来，港局暂准两航公司复航香港。港局与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勾结，引起了两航公司广大职工的密切注意。他们知道，全国大陆已经接近全部解放，国民党政府和港局的目的不仅在启德机场修配厂，而在于两航的80多架飞机。

“央航”自从上海迁广州转香港后，也是处境维艰。当时“央航”的大部分飞机集中香港，却没有航线可飞。公司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入不敷出。总经理陈卓林愁眉不展。“央航”的部分高级职员也开始悄悄准备另谋出路。“央航”不少职员收到上海亲属来信，言及上海解放后市面安定，生活已有保障，劝亲人回归。这样，大部分人都有回归之意。

留在两航公司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开展工作。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飞行报务员陆元斌，在台北任气象员的陈耀寰等，在动员“中航”员工参加和组织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在起义期间，还通过进步人士秘密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指示，并派吕申同志秘密到香港参与具体的组织和筹划工作。陈毅在上海解放后也派了原中航法律顾问杨六凤和在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任过职的张志航去港劝说刘敬宜起义。经过几个月的串连组织，终于使起义工作准备就绪。

1949年11月9日清晨，按起义计划，“两航公司”照常“营业”。班机有到台北的，有到重庆和昆明的，都经过香港海关检查。但是，在快要起飞的时候，公司方面告诉旅客：往台北的飞机零件发生故障去重庆的气候不适，因此旅客都陆续离开。“两航公司”经理和部分员工却从半岛酒店搭上给旅客坐的汽车到了机场，坐上了相约于6时半同时飞往北京、天津的12架飞机，其中10架是“中航”公司的，2架是“央航”公司的。当时他们对外称是飞往重庆、昆明，此二地尚未解放，故没有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经过5小时45分钟的飞行，12时15分，这12架飞机相继在天津和北京机场安全着陆。在北京机场，陈、刘二人代表“两航公司”4 000多名员工，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正式起义，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12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起义来京人员，向“两航”起义职工表示欢迎，并郑重宣布原属国民党政府资本的“两航”资本，其中包括存放香港的71架飞机和大批厂房零件，正式成为中国人民的资产。除70多架飞机外，“中航”尚有2千多万美元的工厂，“央航”有1 500万美元的工厂。“中航”在启德机场的修理厂包括有发动机修理厂、发动机试验厂、零件厂、电焊厂、电镀厂、仪器厂、机腿厂、化合器厂、机械厂、白铁厂、木工厂等，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飞机修理厂之一。但是，由于美国插手和英国当局的追随，1950年，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纷争的一批飞机，竟然被美国运走。

“两航公司”起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日暮途穷的蒋介石政权是一个沉重打击，使残留在西南各省企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失去空运接济，加速了他们的崩溃，同时也推动了国民党政府所属的其他海外企业如中国银行、招商局轮船公司、资源委员会等相继起义，回归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