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引欧阳修评冯道之后，又以“臣光曰”自己发论。他批评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德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之说，认为“忠臣不事二君”，冯道“大节已亏”，其“历五朝(唐、晋、辽、汉、周)、八姓(八个帝王)，若逆旅之视过，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范质其人，由后周入宋，不拘臣节。《宋史》有其传。胡三省注《通鉴》云：“夷考范质之为人，盖学冯道者也。”此说是有一定根据的。或以为五代失臣节者非冯道一人，怎能独罪冯道。司马光认为，冯道处乱世既不殉臣节，也不退隐，“尊崇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冯)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他还指出：这不仅是冯道之过，“时君亦有责”。冯道既然不忠、不智，后来之君不诛不弃，反而用之为相，怎能要求其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呢!司马光还另写有《冯道为四代相》(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三)一文，论旨与此略同。此论振振有词，胜过欧阳修论，然两人的基调一致，都是据封建伦理的信条，指责冯道无廉耻而失臣节。当然，忠君思想不可完全否定，北宋以来一些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辈受忠义思想熏陶，表现高贵的品格，足证它起过积极的作用。

王夫之论冯道，值得注意一下。他说：冯道有一套权术，做官办事，细心谨慎，与君主打交道，有时还进谏。可是，别人触君之怒会遭殃，而冯道进谏则免祸。什么原因呢?他指出：“数十年民之憔悴于虐政，流离死亡以濒尽，而道不言;其或言也，则摘小疵以示直，听则居功，不听则终免于斥逐，视人国之存亡，若浮云之聚散，真所谓谗谄面谀之臣也。……呜呼!人知(冯)道之堕节以臣人，不知其挟小慧以媚主，国未亡而道已售其卖主之术，非一日矣。此数主者，颠倒背乱于黼扆，道且尸位而待焉，不知其何以导谀也?然而不者，摘小过以炫直，自饰而藏奸，世固非易察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他清楚地分析了冯道善于耍小聪明，以糊弄君主，所以总是混得不错;世人对此不易察觉，就在于冯道平时提点小意见以表示直道，从而掩饰奸相。同时，王夫之还提示冯道思想很差，说：李从珂入纂，冯道立即命令赶快准备劝进文书，别人主张等一等，再看一看，而冯道说“事当务实”。所谓“务实”，就是讲利、讲欲、讲实惠，而不顾“名义”、“名节”、“名教”，故其“禽心兽行”就不足为奇。他认为，所有批判冯道者，“顾未有穷其立念之差于 ‘务实’之一言者。”(《读通鉴论》卷二十九)应该承认，王夫之对冯道作风和思想的分析，要比欧阳修、司马光所论更入木三分。

钱大昕据金石文以论冯道，也值得一提。钱氏于《赐冥福禅院地土牒》篇(见《金石文跋尾》卷十)，根据牒文是出于中书门下，而押行者则是枢密使加平章事的赵延寿、范延光等人，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为相者冯道、李愚、刘昫等人皆不参与这个事实，对于评论冯道乃不顾丧君亡国而只求苟合偷生之无耻之徒的传统看法，提出一点异议：“盖五代之际，政由枢密，其居相位者无过顽钝伴食之徒，朝政不由已由，虽寻常文书亦不复关白，名为宰辅，实同庶僚。李愚所谓‘吾君延访，鲜及吾辈’者是也。上既不以匡弼相期，而下不以廉耻自立。世徒讥冯道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讵知(冯)道在相位固未尝一日得行其志也哉!……然千载而下，非见此牒乌能知当时情事。石刻之有裨于知人论世如此。”这对冯道并无吹捧、也不是故意做什么翻案文章，只是指出当时权在枢密，冯道等为相在其位而不得谋其政的情事，说明世人徒讥冯道无耻是不够的，应该知晓冯道不以廉耻自立，主要是由于朝廷不以匡弼相期。也就是说，责任主要不在个人，而在朝政和制度。这种知人论世的史识，要比一般徒讥冯道无耻之尤，要高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