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康与刘湛事件，是历史上一件疑案，《宋书》和《南史》各篇所记颇有矛盾，不尽一致。说明当年案件材料与社会传闻，沈约所记，李延寿所书，各有所据，又各有看法。历来学者的议论也颇有分歧，主要是此案是不是沉冤，刘湛是正或是邪，还有范晔是否含冤。
司马光评曰：宋文帝刘义隆与刘义康兄弟之间，起初甚为友爱，后来“失兄弟之欢，亏君臣之义”。究其造成矛盾的责任，当是一贯抱“权利之心”的刘湛。此人可谓“贪人败类”。
此论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对刘湛的评论是否允当。对此要费一番考证工夫，再加上认真地具体分析，才可能说清楚。一是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暗刺王安石之嫌。此论大约写于熙宁七、八年间，那时正是司马光上书指骂王安石之时，所谓“权利之心，无有厌已”等话，与其于熙宁七年四月十八日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见《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七)的旨意，颇有相通之处。这就是他把史学归属儒家之道所带来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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