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则芬著，台湾商务印书馆(岫庐文库) 1979年6月初版，约12万字。

该书原是以同样题目分五次连载于《东方杂志》(台湾)1978年复刊第11卷第8至12期的论文，经作者大事增修后写成此书。较之初发表的原文，字数增加了一倍多，结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各章的题目即原文的小标题。各节的题目是新增加的。全书为重写稿，比原文内容充实，但主旨依旧，观点未变。

该书认为，宋人以“苟安、姑息、怕战思想，自弱其国”。其思想毒素，又藉着司马光《资治通鉴》，起着传播及贻祸后世的作用。写此书的目的是“希望今人读其书或引用其文时要随时提高警惕”既不要被麻醉，也“不要无意中传播其思想毒素”。

该书分八章三十节。第一章为“一部十分主观的史书”。认为“《通鉴》虽享誉千年，但称誉者之立论大都不出《四库提要》的范围。”作者认为近人崔万秋所著《通鉴研究》一书，是“皆拾取古人旧说”、“并无新意”。对崔万秋否定《春秋》、《史记》肯定《通鉴》，提出了异议。第二章“古人的正统论争”。作者认为，司马光以魏受禅于汉为正统的原因是“应乎赵宋国情的主观要求”。第三章“儒家传统思想”。作者认为，司马光是儒者，因而其中心思想，“自然不会逸出儒家的范围”。《通鉴》是作为帝王读本的，所以 “全书的史评大都是论君臣之道，君子小人的褒贬，礼乐的尊崇，以及倡节俭，惩贪污等”。作者在评论司马光的财经思想问题上，用了两节，认为，他对于理财之道，正是儒家思想的虔诚信徒，因而他抑制商业，排斥新经济思想。第四章“有故意罗织人罪之嫌”。作者指出，司马光为了强调女祸，居然将连《杨太真外传》都不采信的文学作品中捏造的有关杨玉环的故事，“居然当作可信史源”，收入《通鉴》，未免荒谬。第五章“先看清宋人苟安姑息思想毒素”。说毒素渊源于五代，宋人加以“发扬光大”，不但宋代深受其祸，且藉《通鉴》的转播，祸延后代。第六章“传播宋人思想毒素贻祸后世”。作者指出，因司马光怕战争而盲目反战，在《通鉴》中或夸大征战的兵力，或夸张某一战役损失惨重。对战争所用兵力和战争损失的数字，在取材时，正史多的就依正史，野史多的就依野史，“取材立论多凭其苟安、姑息、怕战的成见”。第七章“其他可议之处”。作者评介了清人顾炎武、谈允厚、今人黎东方以及作者对《通鉴》一书缺点的看法。指出司马光有 “以标榜忠孝节义为优先，不必顾及事实是否可信”和“常凭直觉改削历史原始纪录”等七则错误。

总之，该书对《通鉴》一书的评价是：“一部灰色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