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发生于1919年。直隶选安县秘密教徒甲，设教诱众，诈称某军招兵，拥护皇帝，如入教可以保护身家，且所得饷银又可养育妻室。有乙、丙等并不知道其宗旨所在，只是出于保身养家的目的而纷纷入教。甲与他们约定日期在某处聚集。届时甲携带爆裂品前往，刚到该处即被捕获。乙、丙等来到时亦被先后捉拿。查讯情节，甲之宗旨，无非是利用乙、丙等企图抢劫，并无其它目的，自不能照内乱罪论。乙、丙等虽均属愚昧无知，并不知其宗旨所在，但也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是附和随行，不过对他们究竟应构成何项罪名，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甲、乙、丙等人身带爆裂品，结伙在三人以上，意图抢劫，实构成《惩治盗匪法》第二条之罪刑。只是该法没有处罚未遂之明文，则应依刑律第三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未遂犯论。其罪刑轻微者，可照同律第二十四条酌减。第二种认为，该匪等既有携带爆裂物情形而且结伙多人，意图抢劫，实有扰害公安之虞，应依《惩治盗匪法》第一款处断。该法中虽无处罚未遂之明文，然该法原本是对于刑律之强盗罪给予特别加重处分的规定。若其结伙意图强取他人所有物为自己或第三人之所有，仅至于着手程度而未实施，经核对与刑律强盗未遂相当时，自然可援引刑律第三百七十九条办理。第三种认为，乙、丙等入教本意，只在护身养家，并不知甲之宗旨，他们愚昧迷信情实可原。甲虽然携带爆裂品，然乙、丙等确实不知情，且他们又未尝实施抢劫，故不宜适用《惩治盗匪法》。即使是适用刑律强盗罪，也有不妥之处。应受《治安警察法》之制裁，可依该法第二十八条处罪。其中有携带爆裂物品者，不妨依该法第二十四条合并处刑。以上三说，各占其理，未知孰是。最后，大理院作出公正裁判：“教匪甲如果意图扰害公安而携带爆裂物，自应依《惩治盗匪法》第四条第一款处断。若仅图谋抢劫，则无论其结果有无扰害公安之虞，均不得以该条论罪。另外，罪犯刚到聚集地点即被抓获，不能说强盗行为已着手，且亦与未遂犯之规定不符。只得依刑律第二百零三条及《治安警察法》第二十八条和第九条科断。至于乙、丙等入教的目的，如果是保身养家，并没有与甲同谋，则不适用《治安警察法》第二十八条和第九条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