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发生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五、六月，为北魏一个重大案件。崔浩出身于汉人士族高门，博学多才，深受太武帝拓跋焘宠任，官至司徒，专制朝权。太武帝又命他监秘书事，与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等共同撰写北魏国史，并指示说：“务必从实记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等性巧佞，为崔浩所爱信。浩荐湛、标有著述之才。湛、标又劝崔浩将所撰国史刊刻于石，说是可以流传不朽，表彰直笔。高允听说后对著作郎宗钦说：“湛、标所办的事，很难掌握分寸。弄得不好，恐怕会成为崔氏一门万世之祸，而且还会连累我们这些人也无遗种!”崔浩最后还是采用了湛、标的意见，将国史刊刻于石，立在京师平城西郭门外郊祀坛东，每石都一步见方，用工多达三百万个。崔浩记述拓跋氏先世事迹，详备而不雅，陈列于大道之旁，往来的人们见了，都引以为言，鲜卑贵族无不为此感到愤怒，他们联合起来到太武帝那里谮毁崔浩，说他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大怒，命主管官吏逮捕崔浩，立案审查崔浩及秘书省郎吏的罪状。高允曾在东宫为太子拓跋晃侍讲多年，深为太子所敬重。太子想救高允，派人将他召入东宫，然后一起去朝见太武帝。太子说高允小心慎密，出身微贱，又受崔浩节制，请求赦其死罪。太武帝亲问高允道：“国史都是崔浩所撰的吗?”高允答道：“是臣与崔浩共同撰述的，但浩所领事多，总其大纲而已。至于撰述，臣多于浩。”太武帝怒道：“高允罪过超过崔浩，怎能得生!”太子答：“天威严重，高允是一小考，迷乱失次。臣刚才问过他，说都是崔浩所撰。”太武帝问高允：“果真如太子所说吗?”高允说：“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因臣侍讲日久，哀怜臣，为臣乞命而已，实未曾问过臣，臣亦未有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太武帝对太子说：“直哉!这也是人情所难做到的，而高允却能临死不易辞，贞臣也。如此言，我宁使法律失一有罪人，应赦宥他。”高允因此得免死罪。太武帝于是把崔浩押来，亲自审讯。崔浩心里惶惑恐惧，对答不上。高允事事为他申辩，条理分明。太武帝命高允草拟诏书，诛戮崔浩及宗钦、著作郎段承根等下及僮吏凡一百二十八人，都要夷灭五族。高允迟疑不肯下笔。太武帝派人连连催促，允请求再进见一次，然后撰写。太武帝命将他引入。高允奏道：“崔浩所坐罪名，如果还有其他过错，非臣敢知。如果仅因撰写国史触犯陛下，罪不至死。”太武帝发怒，命武士拘捕高允，太子亲为高允下拜请命。太武帝下诏诛杀崔浩，崔氏与浩同宗者不论远近，以及浩姻家卢氏、郭氏、柳氏，都是北方大士族，一律灭族。此案为北魏一件大案，也是一件冤案。崔浩官居司徒，年过七十，受命撰史，秉笔直书，竟因此而获罪，并牵连许多人被杀，究其原因，其实是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民族矛盾的结果。浩受宠任多年，鲜卑贵族侧目已久，当时鲜卑势力远胜汉人，故太武帝也不能不屈从之，借口国史狱案枉法诛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