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洋280万字的《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在江南大火炉之一——南昌的8月酷暑中,伴着腾腾热浪和如注汗水,终于定稿付梓。然而,作为这部辞典的主编、编委、责编、特约编辑和审稿、编务、校对以及所有撰稿人员,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无数读者的目光将开始更为严格的审视。 三年多的时间,一晃而过。但就这部辞典而言,却走完了力图由构思单一到结构完备,由立意平淡到创意全新,由基本成型到大刀阔斧调整提高的全过程。虽然这部辞书到现在为止,仍象一只蹒跚学步的“丑小鸭”,然编、撰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力图使之变成“天鹅”的意愿和行动中,其追求之刻意、工作之艰辛,实在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 大体说来,这部辞书经历了三个阶段,有过两次大的飞跃。第一阶段是确定选题阶段。1990年暮春,创社不久的江西美术出版社为了适应旅游事业飞速发展的需要,决定尝试作一次集中国旅游文化之大成的工作。这一构想得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响应,初步定下了由该院的中青年学者牵头组成编委会,组织编撰《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勿庸讳言,当时的构想还是比较简单的:仅仅想为迅猛发展的中国旅游业增添一本工具书;体例上准备以常见的方法——分省、区设计辞条。 第二阶段为创意阶段。到底是出一本什么样的书?是出具有独创性的一流图书,还是出一本一般的旅游资料汇编本?出争创一流的大部头,意味着要在已有的旅游文化研究成果上进行深化整理、定位定性,甚至有的要组织力量进行填空式研究。其投资之大,周期之长,要求之高,编撰工作之艰难,都是显而易见的。这对于创社不久、经验不足、资金并不雄厚的江西美术出版社和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编委会来说,其压力之大,也是可以想象的。经过多次探讨,出版社和编委会得出的共同结论是:竭尽全力,不惜血本,广揽人才,重新经纬,力争编出一本对中国旅游文化既有集成作用,又具实用功能的全新工具书。新的创意构想立即付诸实施。江西美术出版社和编委会一边探讨,一边充实力量,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旅游报、中国国际旅行总社以及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旅游局的专家、学者、有关工作人员纳入这一工程。在辞书构架上,增补前所未有的旅游文化宏观归纳。这使得辞书超越了既定模式,实现了质的飞跃。 第三阶段是提高完善阶段。这一阶段根据重新建构的编撰意图和体例,出版社和编委会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北京几家著名高校的学者、编辑,从整体把握入手,纵横比较推敲,从各学科紧扣旅游文化,对近300万字的稿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增删。从北京的香山饭店、展览馆宾馆一直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待所,几个月的辛勤工作,大体上做好了辞书的定位、定性、定格。更大量的审稿和编辑工作,是在南昌进行的。江西美术出版社进一步扩大专家学者圈,广泛吸收学术成果。他们组织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大学、江西日报等单位的一批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反复讨论,对大辞典进行最后审阅改定,不断充实新的内容。他们先后三次提出了详细的审稿要求,逐字逐句修改每一个辞条,有的甚至重新立目释义。在增删修改的过程中,他们还锐意创新,为辞书安排设计了实用性较强、应用范围较广、内容翔实丰富且较为规范的附录,作为整书的第三部分。这就使辞书有了第二次飞跃,现在这三大部分互相作用,相得益彰,增强了辞书的实用功能。 还有必要提到的是,有关专业性、政策性的辞条,都曾请有关单位审阅。特别是民族、宗教政策方面的内容,我们请江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进行了专门审定。 从这个意义上看,现在的辞书,显然是集体的劳动成果与智慧结晶。 编一本大辞典,没有许许多多单位和个人的支持是不可设想的。我们这部辞书,同样得到了许多单位和个人的鼎力相助。在此,我们谨向一切有惠于本书的单位和朋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木已成舟,书即付梓。最后想要说明的是:尽管多少人呕心呖血,废寝忘食,尽管多次琢磨,几易其稿,但编一本涉及学科广泛、体例较新的辞典毕竟把握不易,更因条件的限制,这部辞书的疏漏、不当之处实属难免。切望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们在适当的时候纠缪补遗,使之日臻完善。 《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编辑委员会 |